首页 -> 2006年第2期

关于“半个装帧家”

作者:徐 雁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作者都能享受到霍达这样的“待遇”。张守义先生为她设计的包括《穆斯林的葬礼》在内的书籍多达四五种以上,原因是“他和我家先生是同行,而且是校友,所以他是我家的常客,来往很随便的”。但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机缘,她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了书装家,并因而得到了一个唯有作家才可能获得的感悟:“爱书的人们,也同时爱他们吧,精美的书籍是从装帧艺术家手中‘嫁’出去的!”
  
  三
  
  1984年夏, “上海书展”和“台湾书展”先后在香港举办。翁灵文在看过两场书展以后撰文说:“书籍装帧方面,近些年港、台和内地都知道注意了,这对爱书者来说是佳讯。”可十年的时光流逝,国内图书界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太多的沧桑,图书装帧也是每况愈下,有的出版社甚至连“形式与内容尽可能做到和谐统一”的基本美学原则,似乎也抛弃了。
  于是在1994年6月26日,《新民晚报》刊出了张白山《谈文艺书的封面画》一文。他说,自己经过几番周折以后,终于出版了两部书,一部是传记,另一部是散文集。可是喜悦之余,他的困惑油然而生:“细看封面的图案,一则雅洁,一则花哨。我是比较喜欢雅洁而不喜欢花哨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这种花哨的封面与书的内容不尽符合。我想,设计封面的艺术家,为什么不力求书的形式与内容尽可能做到和谐的统一呢?”
  张先生尖锐地指出:“封面设计的艺术家们不是不懂,只因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市场经济的转型促使他们的价值观起了变化罢了。一句话,商品价值已侵蚀到封面设计艺术的肌体了。当我看到书摊上那么多撩人眼目的封面画,可以说大部分已失去它的艺术个性与灵性。这是不是就标志着人们精神上的危机,是不是意味着艺术的崩溃或堕落?”
  
  四
  
  记得钱君在回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明书店对于书籍装帧的讲究时曾经
  说,当时该书店“每一本都必须有一个适应这一本书的内容的独特的书面”:
  因为书的装帧,对于读书的心情大有关系,优秀的装帧,能够概括、提示书的内容,使人在未开卷前先准备读书的心情与态度……从事装帧的人,则必须将书的内容精神转化为形与色,使读者见而发生美感,增加读书的兴趣。
  他认为:“一本书应该是一件艺术品,从内容到外形,都要做到尽善尽美才是。从开明书店把这个风气一开,后来许多新兴的书店差不多可以说都仿效了”,因为“在开明书店以前,如此讲究装帧的,可以说还是不曾有过”。
  在《书籍装帧:以1979年为转机》中,张慈中和于麟先生曾经重笔品评和揄扬过三联书店出版的中译平装本《“我热爱中国”》。认为这是一部整体设计到位的佳品,是“一本凭装帧就惹人喜爱的书”。那么,书林中是否真有这样的书、这样的人呢?
  有的。早在1946年底,一度热衷于收集新文艺书籍的赵景深先生,就曾夫子自道:“现在我虽无暇读书,无力购书,可是对于新文艺书目却还是留心,时常到生活书店去看看封面,聊当过屠门而大嚼。”
  一个熟谙书林的老淘书客仅仅“看看封面”,就能得到“当过屠门而大嚼”的心理愉悦和精神满足,则书衣的功用可谓大矣。可见,书籍的封面无论与“书的内容”有没有关系,其“作为书籍的美的装饰”,其作为从内容到外形和谐统一的“一件艺术品”,这样的本质功能绝不能改变。否则,如何叫一个淘书老客“过屠门而大嚼”,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在心灵上获得愉悦呢?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形成如下共识:唯有富有创意的书衣,才能真正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创意的基础,在于艺术性、书卷气与人文底蕴的熔故铸新;只有熔故铸新的书衣,才能不仅仅“吸引人的眼球”,还能够“影响人的心灵”!而要达此境界,需要做了“半个装帧家”的编辑出版工作者,与最好也是做了“半个装帧家”的作者,与专职的装帧家共谋同划才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图中书籍装帧设计者:刘晓翔)
  (责任编辑:鲍莉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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