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纪念爱德华·萨义德
作者：［英］迈克尔·伍德
有朋友问我，爱德华•萨义德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了。我踌躇了一会，稍作计算，回答说，“六十七岁，比我大几个月。”此时，我碰上了一个古怪的时态。我这样说，是比“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当然，两种时态都没错，尽管我现在还活着，但部分的生命早已随风而逝。
我不喜欢使用“无法承受”这个词，因为我意识到，每天有太多的人都在承受着似乎是无法承受的精神困境。但当2003年9月25日，爱德华•萨义德终于在向折磨了他多年的病魔面前表示屈服的那一天到来之时，我的头脑里一片空白。虽然当时我说——我们都这样说－－去相信这个充满了生命力的人永远离开了我们是多么困难，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多么需要他的勇气，多么需要他来做我们的榜样，我们的生活马上就会感到多么的空洞和虚伪。但在我的心里老是在抱怨，就像是在反反复复地背诵着什么，又像一个无神论者重新开始祷告：“这让人难以接受。”当然，这还不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即使情况很糟，我仍然努力忍受着这一切。就像如果你还有能力说：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如一句莎士比亚的诗行所言——那么事态就还没发展到最坏的地步。当然，即使还没到最令人痛心的程度，这也够不幸的了。
然而我的感受较之于这个世界，因为失去它的批评者爱德华，而造成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世界。在这里，我用了两次的这个词也是爱德华最爱用的。在他的文学批评中频繁地出现“世界的缺席”这个词，以此他意指人们常常忽略了文本、作者和读者所处的外部环境。“我的观点是，”他说，“世俗世界不会转瞬即逝。更恰当的说法是，一切事物不会因为一些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暧昧不明的观念而迅即发生变化。”一切事物都在一个可靠而充盈的世界中运转，爱德华的杰作《东方学》细致入微地剖析了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如何为人所控制的——哪些人拥有了它，而又有哪些人遭到了它的愚弄和排斥。但正如爱德华经常所遭到的质疑，他无法将一切都政治化。虽然他不乐意看到丑角登场，但是他仍然渴望在政治范畴内保留文化的空间。他试图提醒我们：大部分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文化应该独立于政治，其实，他们所要摆脱的不过是他们讨厌的政治罢了。我老是被爱德华坚守的信念所打动（我认为这些信念是很浪漫主义的），他认为，美国的大学是“最后一个理想国”。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不计其数的学者的赞颂、引用和回应，这是对文本群落的深入探究。或许有些武断吧，我把这种对话和学识的坚固空间与他一再主张以宝贵的个人体验来理解艺术联系在一起。在谈及勃拉姆斯时，他发现自己“正在将他的音乐演绎成一种不可捉摸的、或者说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样式——从他的音乐向我的音乐转变；我以为，任何一个聆听、演奏、思考音乐的人都在使自己融入到音乐之中去。”这种音乐、这种乌托邦理想与世俗社会并不矛盾，它们是因对这个世界充满敬意而给予的奖励，它们是这个可敬的世界的表象。
爱德华的第一部著作《约瑟夫•康拉德和自传体小说》（1966）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论题：成为一名作家与其说是人生经历的造化，不如说是写作计划的产物；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系列的作品中去，并且依次来定义你是谁。他的第二本书《开始》（1975）探讨的是现代主义的名著和最新的理论著作。他指出，开始异于（也优于）起源，因为开始可以选择，而起源只能被认知。“开始，”他写道，“在方法论上结合了理论与实践、目的与方法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双重维度上考虑作品与实践两种要素。在他的第三部著作《东方学》（1978）中，他着眼于特定的、极其复杂情况下的文化输出：东方是西方的“发明”，这一过程类似于“我们”定义“他们”，并迫使他们遵从由我们来定义的生活方式。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爱德华为什么不多谈一些在通常称作东方的地方，人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后来我才明白，他可能有所顾忌，他面临的问题还甚至十分严峻。他有能力指出这些人的生活和东方主义者常常将他们塑造成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但是他不能插手其间，不能代表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他也将蜕变为一个东方主义者。
《世界、文本和批评家》（1983）由作者论述“旅行理论”以及“文化批评与政治批评”的论文结集而成，他指出“去除误读是必不可少的，批评不能虚构一个文本（即使是伟大的文学文本）层面上的地域”。同时，爱德华已着手写作更为尖锐的政治评论集，首先是《巴勒斯坦问题》（1979）和《报道伊斯兰》（1981）。由吉恩•摩尔担任摄影的《最后的天空》则是关于巴勒斯坦身份问题的一次深刻的反思，下面一段关于民族性的论述令我终生忘怀：
我们是信息和符号的载体，是以暗示和迂回的方式表达的民族。我们需要互相辨认出对方。由于我们的内部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受到他者——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控制和干扰，我们已经发展出一套言说的技巧，一种间接的，在我看来甚至是过于神秘，以至于使我们自己都困惑不已的特殊表达式。
爱德华于1991年出版了《音乐之阐发》，对贝多芬以来的音乐史作了严肃而又充满深情的论述，我前面引用的一段话就出自于其中。《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是对《东方学》的重述和修订，但其研究的范畴更广。他强调，在帝国隐性的宰制之下，代表被压迫民族发言仍然需要谨慎。他在仔细的考察后发现，被统治者强有力的抗争正在呈上升趋势。其后他的著作不断，包括政论集《和平及其不满》（1995）、论文集《在错误的位置上》（1999）、以文学批评为主的《流亡沉思录》（2000）。奥斯陆协议之后，爱德华将五十篇文章（部分发表于《伦敦书评》）结集为《和平进程的终结》（2000）。而一本论弗洛伊德“身份的不确定性”的小册子被命名为《弗洛伊德与东方人》（2003）。在弗洛伊德判定摩西是埃及人的理论背景之下，我们在那本书中读到了这样的话：“在没有彻底的、根本的与西方断裂或决裂，使我们不再受压迫的情况下，身份就不能被它自身构想或修饰；反之，身份也不能建构、甚至不能设想它自身。”
爱德华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他一再说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是去谒见西德•查瑞斯。他的确很喜欢电影，对电影知之甚详。欧勒•弗莱恩对他来说是一位特殊的英雄。但他对文化的喜好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和古典的——那是我们现在许多疯狂娱乐的源泉。一想起女儿娜杰拉在大学里攻读新潮的大众文化课程，他就会感到厌烦。他的儿子瓦迪亚过去常常取笑他不能体味“蓝领阶级的快乐”，意思是说他不会穿着背心、无所事事地边喝啤酒边看橄榄球的电视转播。事实上，爱德华既喝啤酒也看橄榄球；只是我无法想像，只穿着背心裤衩，悠哉悠哉的爱德华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往事再一次涌上心头。当时我们和萨义德住在纽约的同一幢建筑物里，我们和萨义德的孩子们在走廊里蹦蹦跳跳。钢琴在起居室里，甚至在没有人弹奏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勃拉姆斯的音符。但这种声音有点太平和了。爱德华是个狂热的网球爱好者，我有时会固执地认为，他是以打网球（求胜）的方式来弹钢琴的。爱德华的书房里满是烟斗和自来水笔，显然，这是一个老派文人的房间。确实，他是旧式的文人，但这样的评价又不够全面。同样在那幢建筑物里，大概是在赛勒斯•万斯为巴勒斯坦工作的时候，他度过了备受困扰而又激情燃烧的政治岁月。去拜访这位声誉卓著的学者名人的，通常是些法国人，爱德华和玛丽安会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事实上，在萨义德的住处，你总能得到贵宾般的礼遇，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在他们的公寓里，甚至一份快餐就抵得上别处的一次宴会。而在英国的时候，在去一次聚会的路上，爱德华和朋友回忆起在埃及读书时的恶作剧，笑得前仰后合——这是一张已经泛黄了的幸福照片，与他在《在错误的位置上》中所记录的求学的艰辛历程并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后者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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