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我想要探索欲望与仇恨”
作者:斯图亚特·杰弗里斯
这又是在谈什么呢?“嗯,一部分是在谈人物意识到无法离开自己的家庭,这可能是非常有爱尔兰特色的一项真理。”为什么说是爱尔兰特色?“噢,也许我说的不对。只是有时候我跟伦敦或者纽约的朋友聊起来,听他们说自己圣诞节竟然不回家,也不看望父母。在我生活的圈子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故事到后来,维罗尼卡终究体会到她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即使弟弟的死带来的悲伤让她消沉迷惘,简直要驾驭着她与家庭渐行渐远。“我就是想那样活着,没有别的,”快结尾时,维罗尼卡这样说。
假如有人愿意把这番表白当作恩莱特对于自己生活的宣告,也无可厚非。她的丈夫名叫马丁·墨菲,是都柏林城南邓莱里剧院的艺术指导。星期二,伦敦市政厅为她举行了欢迎仪式。她在致辞当中说,丈夫是她一生的爱人。是这个男人帮助她从崩溃的境地走出,也是他给了她成为职业作家的勇气。
恩莱特曾经为电视台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份工作让她的作家梦看上去遥远渺茫。她1962年出生于都柏林,大学里念了哲学专业,毕业后转投东英吉利大学,攻读创作性写作的硕士学位(跟另一位布克奖获奖候选人伊恩·迈克伊文一样),随后返回都柏林,在爱尔兰国家电视台RTE谋到了一份制作人的工作。“整日地扑在讽刺秀和儿童节目上,有趣得不得了,但是我太拼命,同时也没有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写作——以致后来我陷入了崩溃。人们说在电视台工作的人肾上腺水平同军队里的士兵们差不多,对我来说确实不假。周围的环境里总充斥着嗡嗡声,有时候我简直想吞上几片紫心片来犒劳自己。这种日子是有代价的——我总喝太多的酒,而且总也做不成自己真正想要用生命去完成的事情。感觉像是掉进一口陷阱。抑郁了好几个月,我问自己的问题只剩下:怎样扔掉这份工作?1993年,我终于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从那以后,一直感觉非常幸福。”
她还要继续说下去:“走运的是,我交往的一直是些戏剧圈里的朋友,他们说到底并没有什么稳定的职业。如果换成身边都是律师之类,恐怕我就做不出那一步跳跃了。”
两个人都不说话,陷入沉思。“我觉得有好处,”她忽然又开口。什么有好处,抑郁?“不,我是说早点儿经历崩溃。假如你的人生早早地分崩离析一回,你还可以把它拼凑齐全。正是常常站在危机边缘的人,遇到问题时才不会一下触底。”
写作时身边环绕着小孩子并不特别恼人(她有一儿一女,一个四岁,一个七岁)?“现在两个孩子都回学校去了,的确轻松不少;不过有他们在身边对我来说也没那么可怕。还记得以前一手摇婴儿床,一手打字的日子呢。”听上去真不可思议。“也许是有点不可思议,但话一点也不假。”在回忆录《制造宝宝》当中,她这样描述为人母的心情:“踏上那一岸,生活跟之前也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多出许多美妙,也多出许多麻烦。”
相反,她坚称《聚会》并非自传,虽然故事的叙述者与她年纪大致相仿。不过她也承认其中有些片段采自自己真实的生活。小说中有个小插曲,她举例说道,维罗尼卡打电话回家,说自己准备回来,接电话的女儿答道:“我要送你一个词,这个词是‘爱’。”这就是真实生活中的一幕。
“我女儿真的对我说过这话,”恩莱特很自豪。当时她多大?“三岁。”真是个早熟的小妖精!“从某些方面讲,她的确是。我想过不把这句台词放进书中,因为太嫌煽情。”然而效果并非如此。在一部如此冷酷地剖析了爱、欲与死的小说快近尾声处,抹上这一笔,就如同注入一丝温暖的慰藉,恰到好处。不只如此,这一笔还让人窥见恩莱特自己的家庭故事——一篇不见阴霾的传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