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我能爱你如此真是疯狂”
作者：黄 荭／译
文/ [法] 扬·安扬·安德烈亚、M.杜拉斯德烈亚、M.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10月发表了一个戏剧文本：《萨瓦纳湾》。1月初她让《死亡的疾病》问世。为《解放报》，她和扬·安德烈亚，《大西洋人》的演员一起谈论她的书，写作，政治……和她自己。
扬·安德烈亚：萨瓦纳湾在哪里？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佛罗里达。我把它移了位置，我把它放在玛德莱娜所在的地方。就像沙湾拿吉是一个被流浪和饥饿所定格了的地方，对我来说，亚洲东方的所有乞丐都是从那里出发的，萨瓦纳湾在这里是一个移动的地方。在文本的最后，我把它定位在暹罗。暹罗经常回到我的写作中。面对堤坝的土地，在群山、在丛林的另一边，就是暹罗。这个词语让我痴迷。我认为没有永远都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让我去暹罗。但词语就在那里——那么近，光芒四射。
扬·安：在那里您一边等待，一边抽555？
玛·杜：在我母亲面前不抽，她会打我的。对她来说，只有男人抽烟，而女人逛街。
扬·安：剧本是为两个女演员写的？
玛·杜：是的，为玛德莱娜·雷诺（注：（Madeleine Renaud，1900-1994），法国电影和戏剧演员。1947年，她和她丈夫一起建立了雷诺-巴罗集团。她在《树上的日子》、《伊甸影院》等杜拉斯的戏剧和电影中成功地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和布勒·欧吉（注：（Bulle Ogier，1939-）法国女演员。在杜拉斯多部电影中扮演角色。）。在这部剧中，玛德莱娜不必区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戏剧，也就是说不必区分实时的广袤无边。玛德莱娜，就是戏剧本身。她可以叫萨瓦纳这个名字。戏剧，就是现在。
扬·安：如何去称呼这种广度？
玛·杜：我们不去称呼它，我们只知道它属于戏剧，但从来不属于电影。
扬·安：您说：爱的话语同样和所有的记忆有关。
玛·杜：是的，不管是说不出口的记忆还是那些被认为是纯洁的记忆。没有人没有经历过爱情故事。编造的或真实的。大家都知道这个。
扬·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让一场爱情发生。
玛·杜：不，需要更多，拥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和一个人相爱。文本原来叫：“我能爱你如此真是疯狂”。
扬·安：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死在雨季的恒河三角洲。《萨瓦纳湾》中缺席的年轻女子迷失在温热的大海上。她们两人都是十八岁。
玛·杜：玛德莱娜执意想死。年轻女子用皮亚芙（注：（Edith Piaf，1915-1963）法国女歌唱家和演员。她简朴、戏剧性的风格和沙哑、柔和、奔放的嗓音为她的歌唱事业赢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她一生坎坷，不断受到疾病、事故和个人悲剧的侵扰。杜拉斯很喜欢她的歌，“我能爱你如此真是疯狂”是皮亚的著名曲目之一。）的歌维持她的生命，她要求她说歌词。皮亚芙的歌是一支抵抗死亡的练声曲，阻止它行动，她们处在一种最后的混乱中，但这没关系。随便读。玛德莱娜说：我不知道我演的是什么，反正我在演。玛德莱娜和布勒都天生有同一种迷茫，同一种秉性，很神奇。
隐去的几幕
扬·安：您最新的文本，《死亡的疾病》，它是什么？
玛·杜：《死亡的疾病》契合如果你一旦读过这个题目的一本书——它不存在——就会留在你记忆中的东西，它是一本很老的书，久久地讲着故事。那本书的痕迹独自在你的身上沉淀，永远都不会是这本书。同样，《大西洋人》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是隐去的一幕被搬上了银幕。我指给您看，我只跟您一个人说话。只有你的形象和黑色的胶带。在《大西洋人》完成一年后，我认为电影黑色的部分也代表了您的形象的缺席，因此也是您的缺席。这里电影把一切都汇聚向我，整个灰飞烟灭的世界都属于我一个人。这里，您成了无法想象的。是我，我在说这些。我替你讲述留给我的世界，在您走后。这个我在电影中的擅入，就是被我称为隐去的幕后戏。那正是您一生中最生动的时刻。
扬·安：您的所有文章都有可怕的分量。
玛·杜：（笑）近段时间，它们都很短，是的。我们在那里就像在一个监狱的环境中，几乎无法呼吸，一切都能被看到，一切都能被听到。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写《死亡的疾病》。很大的工作就是为了把它减瘦，减到不可能再减。书应该被一次性读完，一次没有任何间断的阅读，完整地传到读者那里没有一丝遗漏，或许甚至因为它看起来简短而让读者伤心。
扬·安：每一次您写作，都是第一本书。
玛·杜：是的，不可避免地。每本新书都让过去所有的作品退却，把作者和他的其他作品拉开距离。作者越来越孤立，而他的书一本本写出来，向读者靠近。每一本书都是作者对作者自身的一次谋杀。当一个文本被拿去——是的——出版，在世的作者就沾染上了死亡。作者之死是渐近的，或者它也可以是突发的。人们误解了马丁·伊登（Martin Eden）之死。他不是死于社会对他的排斥，他猝死是因为所有的书一次性被出版了出来。马丁·伊登的自杀不过是让一种几乎已经完成的死变得更加完美。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可死的，因为定义我的本质的东西已经离我而去。要死去的只是躯体。面对死亡的作家的境遇是一种实用的境遇。有人跟我谈到几部《奥蕾莉娅》：你拍的每部电影都杀死了前一部，每本书也一样。我说：不然怎么办？否则我们写什么，拍什么？否则写作是什么？是运动？一个作家在每一行都付出一点生命，要么他就别写。
扬·安：穆西尔（注：（Robert von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被认为是两次大战之间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没有个性的人》（1930-1943）是他未完成的三卷代表作，讲述维也纳战前的生活，反映了现实的不确定性）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写作不是一项活动，而是一种状态”。
玛·杜：是这样。有阵子我以为我年轻时候的状态就是政治。就好像存在一种非政治的写作。维持苏联活着的，是那一小撮知识分子：一万名作家和他们的读者。全世界也一样。
忠诚于社会主义
扬·安：你怎么评价81年5月以来的法国政治？
玛·杜：只需看看右翼是如何试图扼杀它——社会党的执政尝试就可以衡量这一事件（注：指1981年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法国社会党第一次执政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的重要性。但是社会党的事业是那么艰难，那么不完美，甚至那么残酷（对阿尔及利亚人来说），从今以后它是不可逆转了，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也永远无法完全倒退回去，不管是事件还是精神。回顾36年，尽管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上台，工人阶级的伟大成果还是得以保存。莱昂·拉格朗日（Léo Lagrange），娱乐部部长，曾经被叫做“游手好闲”部长，但娱乐保留了下来，就像带薪假期。现在，右翼咬牙切齿，但左翼的事业仍在继续。看吧，民意调查指出如果左翼失去几个点，他们正冒着很大的风险，那么右翼失去的点则更多。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结果。这里流露出人们对右翼所造的声势的厌恶，这一惊惶失措的闹剧；这种想重新夺回法国占为己有的荒淫无耻。这里同样也显露出人们对这一右翼精神缺席的新的敏感。
我尤其想说的，是这个：由对右翼的厌恶而选择社会党代表了一种政治的选择。对社会党失望而义无反顾表现了对社会党的新的忠诚。在我看来，失望几乎是检验这一根本的忠诚所必需的。很多人也发现右翼的明智不存在。以前有过，但那已经结束了。既然现在事情终于在它几乎无法承受的激烈中大白于天下，它结束了。就算右翼有明智之士，我们也再不会知道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不配再被他人理解，它不再拥有推广到他人的力量。我们可以这样说：右翼是不问政治的。右翼不问政治，是相对于左翼。左翼莽撞地、有组织地热衷于政治，因为它知道世界上即时传送的数据，一些意外的数据，饥饿，贫困，工作状况。右翼看不到左翼看到的东西，沉迷于这个无底的贫困所呈现于它面前的神圣的意外财富，它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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