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我能爱你如此真是疯狂”
作者：黄 荭／译
玛·杜：巴丹戴尔（注：（Robert Badinter，1928-）法国著名律师和政治家。他坚决主张废除死刑，保护人权。他于1971年加入社会党。他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担任总统的第一个7年任期任司法部长（1981-1986），他使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废除死刑的法案，1981年10月9日第81-908号法律规定死刑应予废除。法国于1985年12月31日批准加入《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第6号议定书，从而完成了废除死刑的立法。巴丹戴尔在任期内还进行了一系列其他重要的改革：取消国家安全法院和武装力量常设法院；废除“反对打砸抢”法律和将同性恋作为轻罪的规定；取消监狱中设立的高度安全区等。）改革。社会党的所有改革中，就这项改革最让法国民众难以接受。我认为我们对这些人照顾不够，我们忽视他们。光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是不够的，光自己说说，在政府官员或司法人员之间说说是不够的。应该和这些人说话，把他们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向他们揭示他们怒气、愤慨的组成。教他们看当他们叫嚣惩罚、死刑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后果。教他们明白自己是什么。一直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是真的：复仇的想法从远古丛林时代就已经根深蒂固在每个人的身上，所有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想不过是颂扬维系在人类本身的主权形象。应该告诉他们不是只有他们才这么想，我们中的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包括巴丹戴尔本人。要求他们作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但是到处都要求作出这种努力——就像社会主义——到处，就这样，迟早这个努力会实现。告诉他们在其他地方、其他国家已经实现了。告诉他们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所有人也都是一样的人。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赋予被判刑的人吸烟、打电话、写信、彼此见面的权利，因为这一切都不会怂恿他们去杀人、不会让无边的仇恨或恐惧填满他们的心灵。告诉他们监狱对他人而言永远不会再是一辈子的出路，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告诉他们巴丹戴尔所做的，对大家而言都更好，因为那是一项开始区分思想、把错误和惩罚必然联系在一起的陈旧主张撕得粉碎的措施。
贝京（注：贝京（Menahem Begin，1913-）犹太人，1977年5月起任以色列总理。1978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奥茨维辛的小丑
扬·安：整个夏天，黎巴嫩的战争都让你深受震动。
玛·杜：和大家一样，是的。全世界的新闻界在以色列问题上都过于简单化了。时事汇总几乎是完全反犹的。有意或无意，都一样。对此，我很肯定。我甚至会想，对贝京（而言是不公正的。贝京在奥茨维辛失去了他全家。他是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一个小丑。整个历史事件都激发了他的戏剧性。贝京是奥茨维辛的小丑。他扮演着希特勒党徒眼中的犹太人的角色。那个希特勒党徒送到毒气室的犹太人的角色。
这个角色或许是他自己决定扮演的，出于对他的仇恨的忠诚。反对贝京，具有无法宽恕的回忆，要杀人，这同样也是一种反犹表现。我深信四十万反对萨布拉（Sabra）和夏蒂拉（Chatila）大屠杀（注：指1982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在萨布拉和夏蒂拉进行的大屠杀，造成无数受害无辜。）的游行者都可以一边反对他，一边接受贝京，犹太人贝京，奥茨维辛的小丑。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是贝京，他们都是贝京，还有我们这些见证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人，我们也是贝京。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的记忆。我并不想说我不谴责贝京，我谴责他，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过去。战后从我对德国人的不可避免的仇恨到蔓延到对天底下所有和德国相关的事物，我不能忍受听德语，尽管在我的记忆中它是那么美丽。这都是因为犹太人。我刚做完一次酒精中毒的治疗，有几周时间我都无法摆脱臆症。
幻觉是清晰的：我在我家里看到一些年轻人向希特勒宣誓。我在臆想的阳台上看到党卫队员，在我的公寓的窗前。我听到瓦格纳和希特勒的军歌。我忍受自己这样，我无法避免。
凡尔赛的玫瑰什么时候死
扬·安：正儿八经的批评已经几乎不谈您的书了。
玛·杜：我认为这是对的。在一个作家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候到来，批评界放弃了它要扮演的角色，我想说的是它不再伴随着我们，如果要它说它不知道怎么说，它变得毫无用处。批评的角色，也是这个：把作家交给他们自己。这样很好。怎样的解脱。听着，对我的最后评论，关于《爱》的，是P.-H.西蒙（P.-H. Simon）写的，是抨击；关于《劳儿之劫》的，是皮亚提埃（Piatier）写的，是抨击。
这以后是沉默。应该学会在批评的视野、这种多余的监督之外生活。应该只相信自己并写作。皮亚提埃会拒绝出版《劳儿之劫》，P.-H.西蒙会拒绝《爱》。波罗·德尔贝什（Poirot-Delpech）会哪本都不看。如果只有这三个人，我的书将不会被出版。文学批评常常是滞后的。皮亚提埃还处在蒸气机时代，P.-H.西蒙是孔布（注：孔布（Emile Combes，1835-1921）法国总理。这里的法案指的是他主持通过的1905年12月的政教分离法。）法时代，波罗·德尔贝什是人类集体忧郁的时代（注：影射一战后“迷惘的一代”，即20世纪20、30年代。）。当作家们被评论所吹捧，这常常意味着他们还在世界的另一面。
扬·安：最后一个问题，写作前您有一个仪式吗？
玛·杜：很经常我会喝一杯冒泡的阿斯普罗（Aspro）（注：两名澳大利亚人在1915年发明的一种高级阿司匹林产品，到了1940年，这种药物成为世界上广泛使用治疗头痛的处方，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从前我喝一杯葡萄酒。再以前我喝一杯威士忌抽一支香烟；再以前，还要以前，我抽一支香烟，我离开餐桌，我去洗碗。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把床整理好。摊着一张乱糟糟的床而写作，那是不可能的。转过身，看到没有整理好的床，那真是再没有任何指望了。
扬·安：那是早晨的绝望？
玛·杜：也许，尤其是当一点风都没有的时候，当雾气弥漫在公园里，当凡尔赛的玫瑰花在它们的香气中凋零死去。您明白吗？
扬·安：我明白。
访谈发表在1983年1月4日的《解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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