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抵抗殖民话语的文化策略

作者：张廷佺

　　厄德里克长篇小说的独特叙事引起了学者和读者对小说体裁的争论。有人坚持认为她的那些由短篇小说构成的长篇小说只能算得上短篇小说集，或者是短篇小说成套故事，或者是短篇小说系列。仔细分析她的代表作《爱药》就可以看出读者和学者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开首篇《世上最了不起的渔夫》由作者和艾伯丁讲述，最后一篇《涉水》由作者和利普夏讲述，其余的16篇中每一篇都有单独的讲述者。如果把《世上最了不起的渔夫》和《涉水》因各含有两个讲述者而均看作两个故事的话，则全书的故事达到20个之多。在这20个故事中，小说里的6个人物（艾伯丁、玛丽、尼科特、露露、莱曼、利普夏）既是小说里的人物，又是讲述者，他们用第一人称讲述了13个故事；全知的作者讲述了7个。全书20个故事的时间跨度为50年（1934—1984）。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分别发生在1981年和1984年，中间各章发生在1934年和1983年之间。这些故事讲述了北达科他州齐佩瓦居留地的喀什帕、拉扎雷、莫里西等几个家族、20多个人物的生活境遇和爱恨情仇。罗马天主教、“终结”政策、《道斯法案》、政府寄宿学校、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等对印第安人生活的负面影响都有涉及。松树岭居留地的印地安人被屠杀的事件在书中被隐约提及。往往一个故事的叙事者成为另一个故事里的被叙事者，一个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成为另外一个故事里的次要人物，故事之间因此而产生关系。有人说这样的叙事有变换的视角，但是有不变的聚焦，那就是当代印第安人的生活。但把这些故事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长篇小说在结构上要比传统的长篇小说松散得多。传统长篇小说的情节在厄德里克的小说中淡化了，传统的全知的作者不见了，因此读者常常感到不知所措，很难弄清人物关系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厄德里克本人也意识让这些可以独立成篇的短篇小说集合在一起可能引起的极端的碎片化叙事，她因此在长篇小说中部分使用全知叙述，试图为读者提供必要的线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86年出版的《甜菜女王》中，她在每一章的最后都用全知叙述对故事情节进行总结、补充或说明。出版商也意识到碎片化叙事给读者阅读带来的困难。笔者注意到，在2005年重版的《爱药》、2001年出版的《小无马地的最后报告》和2004年出版的《四颗心灵》中，出版商加入了人物谱系图，为读者提供了阅读指南。《路易丝·厄德里克长篇小说阅读指南》一书用数十个人物谱系图，将《爱药》等10部长篇小说里的大大小小的数百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悉数理清。而这些“麻烦”似乎是由厄德里克独特的小说叙事引起的。作者还尝试根据10部小说中人物的叙述为小说中虚构的地方描绘了地图。这不由让人想起福克纳为他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画地图、标年谱。也想起了他的《去吧，摩西》、安德森的《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尤金·韦尔蒂的《金苹果》，这些小说同样引起过是短篇小说集还是短篇小说成套故事之争。
　　厄德里克长篇小说的独特的叙事方式体现了作者的平等意识。与传统小说不同，厄德里克的长篇小说借助了短篇小说的形式，因而尽可能控制或减少全知的叙事声音，多声部取代了传统小说中的独白，叙述者“各说各的”，没有谁比谁更正确。在她的小说中，权威叙事、客观叙事消失了。可以说，在她的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作者的声音是平等的，充分体现了她的平等意识，是对传统作者的全知话语霸权的解构。作者借用这样的形式来叙事，似乎还表明了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里，少数族裔的话语权利是否也应该进一步得到平等的尊重和对待？
　　有学者说，作为威廉·福克纳、威廉·加斯、托尼·莫里森和一些拉美作家的崇拜者，厄德里克并不惧怕写作上的实验。所以，虽然她可以用现有的情节写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但她还是反其道而行之。她坚持把短篇小说合在一起成为长篇小说，并说这是长篇小说的正统形式，这些是对印第安口头叙事最好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抵抗殖民话语最机智的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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