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某一种真实
作者：［英］罗伯特·豪斯默
如果我说错了请你纠正，我觉得你只有三部小说——《罗宾逊》、《有目的的闲逛》、《来自堪新敦的遥远的呼喊》——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你的许多短篇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我没有统计过，但我觉得你的短篇用第一人称的比第三人称的多。它们之间的区别重要吗？
是的，我这样认为。哦是的，我认为短篇小说与长篇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短篇小说只有一个主题，仅仅一个，或许再加上点点缀。可是一部长篇往往有许多情节的分枝，最终成为一个整合体。我认为短篇故事本来就是为了立刻获取读者的同感，而没有比用第一人称来写更能获取同感的。用第一人称写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不能像第三人称那样无所不在。用第三人称，你可以是墙上的一只苍蝇，你可以是任何事物，你可以观察一切，你可以形容一切，，你可以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用第一人称的话，你只能用一个人的身份去看去听。可是第一人称引起同感。
再多谈点小说：为什么你作品中孩子的角色很少？我认为你的那篇《我生命中的第一年》非常出色地运用了一个婴儿的视角。我认为那篇作品重新创造了新柏拉图主义/华滋华斯主义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孩子天生就有超自然的感知力，但随着成长这种感知力则渐渐地萎缩。可为什么在你的作品里孩子这么少？
好吧，在《罗宾逊》里有一个孩子，在一篇叫《双胞胎》的短篇里有两个可怕的孩子。是的，我的作品里没有很多孩子。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还不成熟。你无法评价他们，无法把他们作为中心人物。我不喜欢将一些孩子们不可能有的观念思想强加给他们。很少有用孩子们的感知写出来的小说。他们的感觉非常非常敏锐，但并不清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要为他们弄清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当然，我想到了《螺丝在拧紧》，但那本书里的孩子还是字面意义上的孩子吗？我不喜欢文学作品里的孩子。我想不出任何我很喜欢的孩子形象，至少是在所有爱维·康普敦·伯内特的作品中，她书中的孩子对我而言与实际年龄实在太不相符了。我也不喜欢狄更斯书里的孩子，他们太可怜了，太糟糕了，可是那些文字简直就是扭曲的，太多的大道理。我不知道——我不喜欢用相似的孩子来挑战我的写作。我认为他们都是有差别的，就像动物，没有两只会完全一样。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我个人认为孩子们的观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我在我的《履历书》里也有所涉及，但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些。
在前些时候《巴黎评论》的一次采访中，威廉·特莱沃称短篇小说为“模糊的艺术”，是精心之作，“如果把长篇小说比作一幅复杂的文艺复兴绘画，那短篇故事就是一幅印象派的画。”你对短篇故事是怎么定义的？
是的，我觉得说得妙极了，“印象派”。但我不觉得它一定是“印象派”的，它可以是一幅大画里的局部，而从局部你能看出整幅大画的面貌。当然，有各种类型的短篇小说。有许多非常好的短篇小说是完全没有内容的。它们不是内容的堆积，它们很出色。因为它们有自己的氛围，有自己的性格。尽管我个人还是喜欢那种故事圆满的，有锐利观点的短篇。我不会说短篇小说必须是印象派的绘画，我会说它充满了细节。
有哪些短篇小说作家符合你刚才描述的那些性质？
德·莫泊桑。我觉得萨默塞特·毛姆也很不错。我知道人家不认为他是个学问高深的人，可我不在乎人家对他的评价。他确实非常非常擅长于观察，特别是观察东方的事物。格雷厄姆·格林也是位非常出色的短篇作家，依芙林·沃也是。格雷厄姆·格林有他的氛围；依芙林·沃有他的观点，他总是有自己非常尖锐的，有启示性的观点。
我想到的是艾德那·奥布里安，可我不应该向你建议哪一位作家的。
我认为她是一位很好的作家。她的风格清新。她的作品就我看来风格都非常清新，就好像她是个很年轻的人。我觉得她很不错，我喜欢读她的作品。我不认为她的作品有很大的意义，但我还是喜欢读她。她的作品带给我快乐。
很少有人知道你还为孩子们写了三篇很可爱的故事——《漂亮的时钟》、《落地窗》、《小小的电话机》。是什么驱使你去为孩子们写故事的，又为什么只写了那么几首？
我也不知道，真得。那时我住在一家宾馆里，等着去美国的签证。我常用的笔和纸都在我的身边，就等着我写点什么了。因此在一天早上我拿出笔记本写下了那三个短篇故事。我觉得让大人和小孩读读这种东西是有好处的，仅仅为了换换口味。那时我有一个秘书。她是来自斯特林城堡的斯特林小姐。斯特林和我都认为那会让她开心的，整天的无所事事让她厌倦透了。所以我想到写点有趣的东西让她打出来。
可是只有那三篇？
哦，是的——我的签证下来了。
让我们开始谈论人物，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到长篇小说上去好吗？我觉得你的第一本小说《安慰者》是故意把它写得错综复杂的，对吗？
是的。
对你所有的小说来说它看上去就像是一篇莎士比亚戏剧的序幕，对你随后的小说来说它就像是第一幕第一景。
我想是的。很高兴能听到你这么说，因为我也总是那样感觉。我设定下我想要的基调。我有过一段体验，一段亲身经历——我不清楚是否该把它称为诵读障碍症——文字互相冲撞。那时我愚蠢地服用了一种中枢神经刺激剂，它给我的大脑造成了这种影响，文字在书页中混杂纠结在一起。后来我好一点了，我停止了服用安非他明。那种药物不会上瘾，所以我停止了。我病了一段时间，后来一点点好转，最后文字停止了互相冲撞。总之，我想以某种方式写出这段经历，因为那是我生命里的一段特殊时刻，当时我的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成了一位作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成了天主教徒。我想把它写出来，但你无法真正写出那种视觉上的东西——从技术上讲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把它改为听觉上的。后来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人把那本书寄给了依夫林·沃，他当时正在写他的《吉尔波特·平福德的受难》，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完成那本书。当他看了我那本书，他知道了该如何结束自己的那部作品，用我的书作为他的书中之书。可是他非常非常大度。他评论了我的那本书，说它就像他正在写的一部书，但我写得比他好，他真得是非常地大度。对一位年轻的作家来说，我当时真是大受感动。当然他的评论帮助了那本书的销售，也帮助了我成名。因此我非常感激依芙林·沃。几乎与我同时他也在服用某种药物，造成了他的幻听。对他的这段经历及描写该经历的书我也很感兴趣。
但他搞不懂《安慰者》这个书名的意思，对吧？
是的。它曾有好几个名字。有一个叫做《义务的假日》。然后我想到，他们很像约伯的安慰者，在这个年轻女孩身边的所有人，因此我把它取名为《安慰者》。这是一个好名字，但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名字。我试过许许多多的书名，但出版商都不喜欢，最后选定了它。
你现在还想改吗？
我想的，可我不知道怎么改。我实在想不出好的书名。如果你来做评判官的话，我愿意出500美元悬赏一个好的书名。
我不胜荣幸，希望有很多入围者。《安慰者》引入你作品中一个很大的主题：受苦。你对人类受苦受难的问题一向很关注。在《履历书》中你写到自己改宗时引用了纽曼的关于受难的一句话（让他们遭受我曾经遭受过的苦难），你对《约伯书》的专注更证实了这一点：你为《英国国教报》写的那篇文章是关于那个主题的，你在1953年开始写的那本书也是，我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