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散文的艺术
作者：丁 骏／译
《巴黎评论》：
您对史全克 关于风格的书很感兴趣，除此之外，您还有想推荐的类似的书吗？
怀特：
我对于关于风格的书并不熟悉。我会参与复兴史全克的书实属偶然 —— 我做这件事因为当时我没别的事可做。它从我的一辈子里占去了一年时间，因为我对于语法实在一窍不通。
《巴黎评论》：
风格是可以教授的东西吗？
怀特：
我觉得不是。风格更多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你知道些什么。但是的确可以给出一些有帮助的暗示。
《巴黎评论》：
什么样的暗示呢？
怀特：
就是我在《风格的要素》第五章里给出的二十一条暗示。这二十一条没有什么新鲜或者原创性可言，但是他们就在书里，大家都可以读。
《巴黎评论》：
瑟伯说过如果“纽约客风格”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也许就是“玩低调”。您同意吗？
怀特：
我不同意存在“纽约客风格”的说法。这本杂志已经发表了大量文章，各路作者的名字可以写满一本花名册。举个例子，我就看不出奇沃 和已经去世的艾尔瓦·约翰斯通的风格有丝毫相似之处。瑟伯和穆丽尔·斯帕克 的风格之间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相近的东西。如果《纽约客》有时候让人感觉其声音中有某种同一性，那也许可以在杂志的文字编辑部那里找到源头，那是一座坚守语法精确度和风格传统性的堡垒。《纽约客》里的逗号的使用就和马戏团里的飞刀一样精确无误，一点一个准。这可能有时候会让一个作家跟另一个作家读起来稍微有点相似的感觉。但是总体来说，《纽约客》的作家们对自己的行文风格都很当回事，从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听从他人指挥。
《巴黎评论》：
您觉得像电视和电影这样的媒体对于当代文学风格有什么影响吗？
怀特：
电视影响孩子们的风格 —— 这个我是知道的。我收到小孩的来信，其中很多是这样开头的：“亲爱的怀特先生，我叫多娜·雷诺兹。”这是沃特·科洛凯特 的开场白，是照搬电视上的一套。我小时候写信从来不会在开头说“我叫艾文·怀特”。我就是在信的结尾署名。
《巴黎评论》：
您有一次在文章里说英语的使用通常“完全就是运气，跟过马路一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依此类推地说伟大的作家也都是运气好呢？
怀特：
不，我不同意。我关于英语使用里有运气成分的说法只是指每个作家都有可能跨进烂泥洞。写一个句子，写到一半，然后发现除了回过头去重新来过之外没有别的完成这个句子的办法。我所谓语言使用中的运气就是指这个。
《巴黎评论》：
我们能问一点关于幽默的问题吗？幽默的生命力如此短暂，这是个问题吗？
怀特：
“幽默”这个词让我头疼，用“幽默大师”来定位一个作家同样让我头疼。那天我在《世界名人录》里查弗兰克·沙立文的生日，发现他被说成是一个“幽默大师”，我不禁吓了一跳。这样概括沙立文未免太以偏概全了。写好玩的东西本身未可厚非，但是我怀疑文学中有生命力的幽默跟一个有趣的家伙评论新闻时的搞笑噱头是两回事，幽默是有时候会渗入写作中去的那种微妙的且几乎是难以察觉的元素。我觉得简·奥斯汀是一个有着深刻的幽默感的女人。还有梭罗，他在乖戾之余尚懂幽默。
《巴黎评论》：
多罗西·帕克说S. J. 佩雷尔曼 是唯一现存的“幽默大师”，他因而肯定感觉非常寂寞。
怀特：
佩雷尔曼是我们的幽默导师，因为他达到了一个写作的极高的标准，而且维持这个标准这么长的时间。他的多才多艺是无人能出其右的。但是他不是唯一现存的幽默大师。反正我本来就受不了“幽默大师”这个词。这个词似乎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佩雷尔曼是个讽刺作家，他写的东西很有趣。如果拨开灌木丛，你肯定会发现还有人隐伏在那里 —— 就算不是更出色的，但也许是个更年轻的人。至于他的名字我不得而知。
《巴黎评论》：
帕克在“风趣”和“俏皮”之间做了严格的区分。她说讽刺作家是那些“大男孩……属于上几个世纪的男孩”。
怀特：
我同意讽刺是关键，但我不同意说讽刺是“上几个世纪”的特质。少说几个，我们就有沃科特·吉布斯 , 鲁赛尔·马洛尼, 克莱伦斯·戴 , 瑞戈德·拉德纳,弗兰克·沙利文, 佩雷尔曼, 唐纳德·马奎斯,。讽刺是非常困难而微妙的写作形式，需要天生禀赋。任何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人都可以以讽刺的笔调写作，但是要找到做得成功的人就难多了。
《巴黎评论》：
您也是个画家。瑟伯以及其他《纽约客》的画家对于您的绘画及给《纽约客》画的封面作何评价？
怀特：
我不是一个画家，也从没有给《纽约客》画过任何东西。我的确交过一个封面也出版了。素描、绘画我都不会，但是那时候我卧病在床，好像是扁桃腺炎把，我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但是我有一个关于封面的想法——一只挂着饲料袋的海马。我向我儿子借了一套水彩画的工具，在韦伯斯特词典里找到一张海马图，照着画下来，然后就弄出了那个卖掉的封面。那根本不值一提。我最后甚至在饲料袋上写了“燕麦”两个字，生怕别人看不明白，却把整幅画都给毁了。我想那张封面的原稿可以作为某个收藏家的小件收藏品，那可是我唯一一次涉足绘画艺术的世界。但是我不知道那画现在在哪里。我把它给了杰德·哈里斯。他把这画怎么样了，只有上帝知道。
《巴黎评论》：
您的确给卡尔·罗兹的一幅画写过一段著名的配词，一个母亲对她的小孩说：“这是西兰花，亲爱的”——孩子答到：“我说这是菠菜，我说去它妈的。”这段对话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以至于用瑟伯的话来说成了“美国语言的一部分”，您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怀特：
某些东西会被大众接受，比如这段插图配词，但是很难说清楚为什么。那幅卡尔·罗兹的画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配词完全是另一回事 —— 具体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它跟西兰花、菠菜一点关系都没有。画被搁在我桌上要求重新配词，我就把罗兹的配词放到一边，自己想了一个新的出来。我说不出为什么这段话会进入美国语言。也许它碰到了父母亲的一根共鸣弦，他们发现孩子的确就是那样的，或者更确切的说，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就是会那么回答。
《巴黎评论》：
很多人说您的妻子凯瑟琳·S·怀特是早期《纽约客》的“智慧灵魂”，而她的影响和贡献却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记载。
怀特：
我从没有看到过关于凯瑟琳在《纽约客》里的角色的充分报道。当时她是恩内斯特·安吉尔夫人，是最早受雇佣的编辑之一，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她这本杂志会是什么样的。尽管罗斯算是个天才，但是他也有严重的缺陷。他在凯瑟琳身上找到了能弥补这些缺陷的东西。没有两个人比罗斯先生和安吉尔夫人互相的差别更大了；罗斯没有的，安吉尔有；安吉尔没有的，罗斯有。现在回想起来这本杂志能幸存下来，凯瑟琳与罗斯的相辅相成是不可或缺的。凯瑟琳毕业于温泽女校和布赖恩·茂尔大学 。罗斯高中就退学了。凯瑟琳谈吐自然优雅；罗斯口齿不清，还常大呼小叫。凯瑟琳很快在这本尚处于摸索阶段的一贫如洗的周刊里找到了吸引她的东西：即杂志对幽默的追求，对卓越的追求，对年轻作家和艺术家的鼓舞。凯瑟琳喜欢跟人交往；罗斯除了少数情况下一般是鄙视人际交往的 —— 尤其是办公时间。凯瑟琳耐心而文静；罗斯则缺乏耐心，嗓门很大。凯瑟琳不久就开始负责艺术和策划两大板块，编辑小说和诗歌，鼓励作者及艺术家，将他们引领至他们乐于踏上的道路，她也学习排版，学习铅笔编辑，她是小说分部的头，无数投稿作者和杂志员工遇到挫折或是深陷绝望，她都会分享他们的痛苦和烦恼。总而言之，凯瑟琳以一只育儿期母鸡的温情和热忱拥抱正蹒跚学步的杂志，事无巨细统统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