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散文的艺术
作者：丁 骏／译
《巴黎评论》：
亲近自然对您来说一直很重要。这与《纽约客》的都市化格调及它早期的一些文章似乎是相矛盾的。
怀特：
没有矛盾可言。纽约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我爱这个城市，我爱这个国家，且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城市是国家的一部分。我曾住在东四十八街上的一个公寓里，当时一到迁徙季节，后院里的鸟比我在缅因州看到过的多得多。春天或者秋天，我走到阳台上就看到隐士夜鸫在麦克沃耶的院子里啄食。也可能是白喉带鹀，棕鸫，松鸦，戴菊鸟。约翰·奇兰报道过大纽约区内动植物的丰富物种。
但也不光是鸟和动物。城市的风景是一道让我着迷的奇观。人就是动物，城市里充满了披挂着奇奇怪怪毛羽的人，在维护他们的领地权，在为了晚饭掘地三尺。
《巴黎评论》：
虽说您称自己“根本不是一个真正搞文学的人”，您在过去十年里有没有读过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书呢？
怀特：
我敬佩任何有勇气写东西的人。至于出版物，我没有谈论的资格。在我应该读书的时候，我几乎总是在做一些别的什么事情。我从没有读过乔伊斯以及很多其他改变了文学面貌的大作家，这对我来说是件颇让人尴尬的事。前天晚上我一眼扫到《尤里西斯》就拿起来想看看。我只读了大概二十分钟，然后我就走人了。作者是天才并不足以让我看完一本书。但是我拿到像温德尔·布莱德利写的《他们因风而活》（They Live by the Wind）这样的书我就会被牢牢地粘在椅子上。因为布莱德利写的是一直让我迷恋（和亢奋）的东西 —— 帆船。而且他写得很好。
瑞秋·卡森 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给我印象很深。人类是生存还是毁灭也许就由这本书决定了。我读纳伯科夫的《说吧，记忆》(Speak, Memory) 时很喜欢这书 —— 记忆的感觉就是那样的。
《巴黎评论》：
您对别的艺术形式有什么特别兴趣吗？
怀特：
我对于任何别的艺术形式都没有兴趣。无论音乐还是美术还是雕塑还是跳舞我都一无所知。要是让我看芭蕾舞，我宁愿看一场马戏或者球类比赛。
《巴黎评论》：
您能够边听音乐边做事吗，或者说一心二用？
怀特：
我工作的时候从不听音乐。我没有那种注意力，而且我也不喜欢。相反如果是一般的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倒是不会打扰我正常工作。我的房子有个起居室，是进行大小事务的中心场所：它是通往地窖、厨房和橱柜（我家电话住在橱柜里）的必经之地。起居室里总是人来人往。但那个房间很亮堂，让人心情开朗，我常在那里写作，对身边热闹的狂欢节可以置若罔闻。一个在我放打字机的桌子下面推地毯清洁器的姑娘从不会让我感到什么特别的烦躁，我也没为此停止写作思路，除非这个姑娘特别美或者动作特别笨。感谢上帝我的妻子从来没怎么保护过我，听说很多作家的妻子对她们的丈夫都很有保护欲。结果我家的成员对于我是个舞文弄墨的人这一点从来没放在心上 —— 他们就是想吵就吵，想闹就闹。如果我受不了，我有自己可以去的地方。一个等待理想写作环境的作家临死也写不了一个字的。
《巴黎评论》：
您有没有什么写作前的热身运动？
怀特：
拖延对于作家来说是很正常的。作家就像一个冲浪者 —— 他会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完美浪潮的出现。拖延是他的本能。他等待可以把推他向前的（情感，抑或力量，抑或勇气？）的波涛。我没有什么热身运动，有时候我会喝点酒，仅此而已。把一些东西变成文字前我倾向于先让它们在我的脑子里蒸腾一阵子。我会来回地走，一会儿把墙上贴的画拉拉直，一会儿把地板上的地毯拉拉直 —— 仿佛除非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排成队，都达到完全真实的状态，我才有可能在纸上创造出一个世界。
《巴黎评论》：
您曾惊叹凯尼兹·罗伯茨的写作方法 —— 他的耐力和节制力。您说您去动物园的时候比写作的时候多。您能就节制力和作家谈谈您的想法吗？
怀特：
凯尼兹·罗伯茨写的是历史小说。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方向在哪里。他早晨起床然后就去工作，讲究方法，又很勤奋。我的情况则大相径庭。我写出来的东西内容很杂乱 —— 是锅大杂烩。每天早晨我都不知道这一天将会有怎样的进展，除了一些必做的每天的杂务。我就像个守株待兔的猎人。关于节制力则有两点。如果一个人（写作的人）想去动物园，他就无论如何应该去那里。他甚至可能会很幸运，就像我有一次去布朗克斯动物园有幸参与了一对双胞胎小鹿的接生。这一幕很有趣，我回头立即就写了一篇故事。节制力的另一面在于，不管去不去动物园，不管要不要娱乐，最后这个人总是要坐下来在一张纸上写字的，尽管异常艰难。这就需要耐力和决心。即使已经写出来了，如果这些写的东西不过关，他还必须有勇气抛弃它们；他必须带着敌意的目光来审视自己写的东西，而且必须尽他所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写，直到达到完美，或者接近完美的程度。这有可能只需要一次，也可能得二十次。
《巴黎评论》：
已经完成的作品需要一个妊娠期吗 —— 也就是说，您会把写好的东西先放在一边，等到一个月后再去读吗？
怀特：
这得看这是一篇什么样的作品。很多诗歌都可能要花九个月不止的时间。另一方面，关于一间仓库着火的报纸报道就不太可能有幸享有妊娠期。我刚写完《夏洛蒂的网》的时候把它搁在一边，我感觉总有点不太对劲。我花了两年时间写这个故事，写写停停，但是我并不急于求成。我又花了一年时间重写，这一年花得很值。如果我写完之后又感觉不对劲，我就会把这篇东西滤一滤。时间有助于对作品的评价。但是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赶紧交印，乘着一股子激情。
《巴黎评论》：
您会无休止地修改吗？您怎么知道一篇东西是真地写好了呢？对于作家来说评论能力是否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呢？
怀特：
我修改的很多。我知道这篇东西没问题了，因为那时候铃会响，灯会亮。至于一个作家“必不可少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我完全不清楚——似乎不同的人差别是很大的。有些作家天生有超感观的认识能力。有些听觉很好，比如奥哈拉。有些有幽默感——尽管往往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么多。有些绝顶聪明，比如维尔森。有些能创造奇迹。我的确觉得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确评价自己的作品是很有用的一项才能。我认识拥有这种能力的优秀的作家，我也认识没有这种能力的优秀的作家。我还认识一些作家，他们百分之一百地坚信只要是他们笔下东西就一定是天才的作品，是对路得不能再对路的东西。
《巴黎评论》：
在您的文章“试论风格”（An Approach to Style）中您说作家的第一条准则是把自己放在背景里。但是最近有人引用您的话说：“我是个自我主义者，几乎会把我自己投射进所有我写的东西中去。”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怀特：
这并不矛盾。“把自己放在背景中”是一条有用的戒律。只是我没有太把这条戒律放在心上。很多其他作家也都没把它放在心上。一切都取决于事物进展的状态，取决于这头野兽的天性。一位成功的《巴黎评论》常常把自己放在背景里。一位经验丰富的小说家也是如此。但是显然没有人会希望B.凯尔维特把他自己放在背景里 —— 那样的话文章也就没了。至于我自己，我不是凯尔维特，我也不是《巴黎评论》或者小说家。我靠脑子吃饭，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把自己投射进行动中，就像舞台上的小丑。如果你可以成功脱身，那么这样做就毫无问题，但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会发现与其勇往直前，自以为非自己出场才能保证文章的成功，还不如遵循待在背景里的原则更明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