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伦敦日记（上篇）
作者：黄昱宁
其一，洛奇和《治疗》中的男主人公一样，经历过心理上的“沮丧期”，而且膝关节同样饱受病患之苦。当然，我不会傻到指望洛奇承认这本小说等同于自传。“我和老婆可没有离婚，”不等我追问，他自己已经微笑着撇清了。
其二，说到《好工作》里的主人公维克多•威尔考克斯竟然与《霍华德庄园》里的人物同名，而且两部小说所反映的主题不无异曲同工之处，洛奇忍俊不禁。他说这个问题是写到一半才发现的，后来也就顺其自然了。然后，他饶有兴味地把名字拆开来细细咀嚼：“维克多（victor）代表胜利，威尔（will）是意志的象征，考克斯（cox）与男性生殖器谐音……我和福斯特想到一块去了。”我也报以微笑，心里在回忆他的《小世界》有多少人物姓名都是有圆桌骑士的典故藏在里面的——对人名游戏的热爱，洛奇真是一以贯之。
其三，我告诉他，我们的《英汉大词典》里收录的不少例句都选自他的作品，他马上补充了一条花絮：“前些时我自己在读书时看到ring off这个词，不禁心生疑窦，不晓得这么用合不合乎语法规范，于是查某词典。这一查才发现，这个短语所引用的例句就是我戴维•洛奇写的。”
采访这样的作家，随时响起一点高质量的笑声，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我没想到临近末尾时听到一个心酸的故事：洛奇的幼子先天患有唐氏综合症，至今仍需要他们的照料。“这件事给我们带来不少困扰，尤其是我太太，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了许多。”
他说这话时还是在笑。这笑容不属于作家，属于父亲。
从洛奇家出来，直奔剑桥。约了一位剑桥的英文教授和另一位驻校作家，随便聊几句，其实更大的动机还是看看剑桥。呵呵，照我们一位同伴的话说，就是那个被徐志摩“妖魔化”的“康桥”啊。但是聊完出门，天色已经黑了大半，雨下得正密，不管是据说没有一根钉子的数学桥，还是四面围起木栅栏的叹息桥，看上去都凄迷得恰到好处——没有徐志摩，你也会在关于它们的想象里塞进几个暗夜生香的故事。一位陪我们在校园里逛的中国留学生说：“比起阴柔的剑桥来，牛津的线条完全是阳性的。”
不过这两所名校都是学院制的格局。连学院的名字都很像，不外乎国王、女王、三一之类。学院其实是一个生活区域的概念，同一个专业的学生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的学院里，而且学院内部也配有小型图书馆和各专业的指导教师，属于在你吃腻了大锅饭以后回来加小锅菜的地方。只是这小锅菜的代价委实不菲，剑桥昂贵的学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支付给学院的。
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据说是剑桥气派最大的学院，其中就读的学生，绝大部分，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就连门房间也有好几十平方的样子。再瞧那看门人的标牌，差点昏倒——Senior Porter. 高级门卫。那留学生告诉我，这个职称，别处的门房都是没有的。
站在那块每年都要演莎剧的草坪边，我听到个很英国的段子。剑桥与牛津都有个女王学院，但前者是Queens’ College而后者是Queen’s College。原因是剑桥的这个学院先后有两位女王御驾光临。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新生都要听院长开同一个玩笑：你们在这里至少能搞清楚名词复数所有格的用法。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笑了，不是因为笑话好笑，而是因为他每年都讲。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3日 周四 晴
上午去诺曼•福斯特建筑师事务所。我基本上是外行，不过是跟着两个跑艺术的记者去看个热闹。但是那司机的兴奋让我突然感觉到了此行的珍贵。“福斯特太牛了，”他一个劲地说，“要不是替你们开车，我大概一辈子都不晓得他的事务所原来藏在这里。”我一路上都在想，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会不会知道任何一个中国建筑师的名字？或者说，中国有没有连出租车司机都崇拜的建筑师？
福斯特本人恰好在马德里出差。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合伙人David Nelson。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们那几个标志性工程——香港机场、汇丰银行、柏林议会大厦、泰晤士河上的千禧桥自然是不能不提的。最华彩的桥段是要他比较一下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的改造工程：二者性质完全相同；前者是福斯特的得意之作，以新旧结合得不露痕迹著称；而后者是贝聿明最受争议的工程，那座离经叛道的玻璃金字塔曾被人说成是“巴黎的一道永恒的伤疤”。做这样的比较当然正中Nelson的下怀，但他显然在尽力克制自己的得意，先是对新卢浮宫创造的客流奇迹狠狠表扬了一通，末了加上一句颇具国际水准的外交辞令：“卢浮宫真的很成功，也许，太成功了。”隔了几个话题，Nelson又迂回着接上刚才意犹未尽的话茬：“变化可以是迅疾的、喧闹的，也可以是微弱的、细节的……”
说到他们承建的北京首都机场三期（2008年奥运前必须完工），他的外交辞令就越发叫你不晓得是应该正着听还是反着听：“中国的速度真的很惊人。希思罗机场的改造工程，我们光听证就用了四年。可是中国人统共只给我们四年时间！”
没有人料到Nelson会反复提到他们前几年在特拉法加广场上打造的将广场与国立美术馆连通的阶梯。因为有了这些阶梯，走累的人们一个不经意就能撞进达芬奇、拉斐尔的世界。“这工程很不起眼，但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和生活。”Nelson随口都是警句：“所谓的‘前卫’，既可以是技术上的，也可以是人文上的。”
下午是此行最累人的项目。赫赫有名的企鹅出版社一连出动三个人接受采访。其实这样的访谈你要是一句一句记录下来实在索然无味，但闭上眼睛把他们的言语和神态交叠起来，倒是有很漂亮的蒙太奇效果。
集团总裁John Makinson，永远不等我们把问题讲完就开始侃侃而谈，对每个答案的熟练程度都是至少操练了三十遍以上的，一边说一边明显在控制时间，礼貌地暗示我们快点收尾，因为门外还有一队人马在等着召见。这样的局面是很容易让记者沮丧的，我印象里他只有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稍微停顿了一下——问：为什么你会在中国选择一个在翻译出版方面并没有显赫声名的出版社（重庆出版社）作为出版“企鹅名著”的合作伙伴？答：哦——这个，是我的一贯方针。我需要一个严格按照企鹅方式打造的出版、营销模式。所以那个合作伙伴的历史，以及它的品牌，也许越淡薄越好。
营销部的主管Joanna Prior小姐一脸疲惫，整个过程几乎都是半闭着眼睛应付下来的。刚才我问过Makinson文艺类畅销书有多大程度上要依靠运气，他的答案是标准的营销书上的套路：通过市场细分摸透畅销规律，同时根据不同性质的图书控制营销投入比例，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掌握图书是否畅销的命运……同一个问题，Joanna的回答则全然是一个天天拼杀在一线、满脑子不是报纸书评版位就是书店铺货位置的营销人员的生理反应——她给了我们一个自然的、百感交集的苦笑。“……《裸体厨师》（明星厨师杰米•奥立弗的烹饪书）在英国本土就能卖掉八十万册，”她说，“所以那作者只要一有搁笔的意思，那一年我们就非常非常恐慌，我们不知道能拿什么去填补他留下的空洞……”
第三个上场的是被企鹅集团并购的独立出版社Hamish Hamilton的头儿Simon Prosser。说是个出版社，其实连Simon在内统共只有两个员工，都是图书策划人。说白了就是一个精简得不能再精简的工作室。在图书业各道工序外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这样的以骨干编辑为灵魂人物的作坊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不过，这个小作坊今年的收成震撼了整个书业，三大主要文学奖（布克、橘子以及惠特布莱德）的得主竟然全是这两位策划人力推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