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劳作！”
作者：乔治·斯塔巴克
毕：对，那是我新写的。我不认为我当时是想刻意模仿他的风格，因为每个人都在学他。
斯：有一首《在边境上》好像是在十年之后突然冒出来的。有一些诗句可以在其中找到。
毕：的确，《十二点钟的新闻》那首诗是我多年前写的一首诗的另一个版本。我想大概是在韵律上有些区别。是的，我曾经想把那首诗写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写的第一首与越南战争或者其他任何特殊的战争都毫无瓜葛，那只是幻想的产物。这是一种依靠事物与你相遇获得灵感的写作方式。我早期写过一首诗，一首长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这首《公鸡》或多或少是关于战争的，大部分写于佛罗里达州。大概一年前，许多朋友请我去朗诵这首作品，我突然意识到它听上去很像女权主义者的宣传诗，一点都听不出我最初创作它时所受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以你永远也不会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对你而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斯：真有意思。让我看看能否在这本书中找到它——哦，在这儿：
在那蓝色的薄雾中，
它们瑟瑟发抖的妻子在赞美
公鸡，它们冷酷地站着，以麻木的眼神
冷冷地旁观；同时，
从它们的喙那儿升起
不受约束、代代相传的啼鸣。
恐怕这几句诗已经成了女权主义者的标语了吧。你再也摆脱不了这帮女权主义者了。顺便说一句，我听说你的《加油站》一诗被印成了女权主义的传单。
毕：真的？
斯：以一种近乎糟糕的方式，其制作者是莫娜·凡·杜恩（Mona Van Duyn）。在布莱德·洛夫的讲座上，她以诗歌朗诵来代替演讲，每一首诗都出自八位美国妇女的手笔，诗与诗之间还穿插着几句话。其中有两三首她想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立场的诗作，因为太像传单了，几乎没什么诗意可言。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的诗……
毕：哦，天哪，真是的。
斯：在那种语境中，你的诗看来是完全被曲解了，变成了一篇论述“妇女关系”的论文。
毕：但这首诗里根本就没有女人。
斯：但是有罐子啊，花朵啊……
毕：是的，还有针织的台布。
斯：女人尽管没有“出现”，但显然是这首诗的中心主题。
毕：而事实是我从未考虑过女性。我知道你们那儿的男人……
斯：证据是明摆着的。
毕：我从未……这难道不奇怪吗？显然，无论是谁织了那玩意儿，我都不会同情她！那种说法不是很奇怪吗？
斯：好吧，那你认为哪一首是你女权主义的宣言？
毕：没有一句是。现在想来，《公鸡》的第一段也许可以算吧。但我真的从未以那种方式来思考，宣言诗歌……
斯：回到大学怎么样？
毕：那是些令人沮丧的日子，诗歌是抑郁的结果。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加入了共产党，或者将要成为共产党员。我只是很自然地成了他们的反面。因此，我站在了T·S·艾略特的一边。我从未给女权主义运动传输过思想，直到……
斯：由于一个男人——奥登——的影响，你开始找寻那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诗人。
毕：在我十二三岁时我拿到了那本诗集，我想应该是序言中哈里特·门罗谈论到的霍普金斯对我影响很大。当时她引用了一首诗的不完整的片断，什么“衣衫褴褛的、破衣烂衫的、乱七八糟的”等等。我为那些诗行深深的着迷，然后在1927或1928年，我上学的时候，剑桥第二版的霍普金斯诗集出版了，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有一段时间，我写下了一些非常拙劣的模仿之作，后来都被我销毁了——我希望全都销毁了。
斯：当时有没有注意到哪一位女诗人对你影响很大？
毕：没有，我从前不会以性别来划分诗人，今后也不会。有件事我必须澄清一下。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即使在那时，或者在其后的几年里，凡是女性诗选，或女性的期刊杂志向我约稿，我一概辞谢不纳。我没有很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将男女分离、对立起来看，很大程度上是走向了误区。我想这种想法源于女权主义的理念——可能比我了解的还要极端。
斯：我在诗歌创作班任教时，曾经亲眼目睹性别主义事件的发生。碰巧有几个年轻的女诗人，对，她们正在有系统地进行实验，试图给自己找一个安身之处，也为她们在女诗人的圈子里找到一席之地。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说她曾去过那个地方，只是因为生活设施的简陋、报酬的微薄以及其他各种困难，她才不想在那儿浪费时间，但她认为男女学生在班级中应该是平等的。
毕：真的？
斯：真的。应该承认妇女的地位，显然妇女应该受到保护；应该公开宣传，深入地、积极地参与到女权主义运动中去。
毕：在学校的时候我从不觉得男女学生因为性别的差异而有什么冲突。差不多没有任何冲突。可能也有那么一两次，是和一个男孩。也许是我不理解他的行为，抑或是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太重视礼仪了。我们班的学生很有教养，甚至可以说都很优雅；他们似乎把对方都看成自己的朋友，是和自己一样的、平等的个体……他们之间很少争执。在那里度过的两个学期，我所在的都是非常优秀的班级。毕业前一晚我为班级写过一首《聚会》，我想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也许我应该去看看她们现在都什么样了……
斯：你对文学创作班持一种赞成的态度吗？
毕：不，我一直反对开设这样的班！我劝告学生们应该多学一点拉丁语，拉丁语或者是希腊语，这对写作会大有裨益。我有种直觉，如果一位伟大的诗人现在在波士顿大学或哈佛大学求学，他/她很可能躲在某处写诗，而根本不会去参加创作班。然而，我也有几个学生写得很不错（我认为有两三个人是“天才”，还有几个也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我想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生们在毕业之后，在他们之后的生活中仍能继续阅读诗歌。你能教他们什么？诗歌真的能传授吗？我是个老女人，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朋友。我给他们布置作业。我发现很难不让他们重写诗歌或散文。我试图不对他们说：“这些你们都应该重写”，但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
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毕：唔，他们有时同意我的观点——一般来说，他们总是温顺地听从我的意见！
斯：这样做似乎是很危险的，而且几乎总是被禁止，为什么呢？我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我支持你的做法。去看看画家们吧。我第一次走进美术创作班，看到教授手里拿着一支画笔和一把调色刀绕着学生们转时，我很吃惊。
毕：仅仅为了修改线条？
斯：是啊，学生们先在画架上画，然后由他来修改。
毕：几年前，有个学生水平低劣。他很聪明，但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天分。我给他布置作业，很严格。当我们大声地朗诵自己的成果时，我强压怒火，我说:“好吧，毕竟我不奢望你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这份作业真是让我难以忍受。”他很生气，说：“你不应该那么说！任何一份作业都不仅仅是作业，它是一首诗！”是啊，现在我认为他说得没错，错的是我。另外，关于“女权主义”以及妇女解放的问题。我想我的朋友们，我这一代人大部分都在女校里学习（但我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作家）。一个人在年幼的时候受到了太多的“压制”，以至于如果他智力正常，并且不缺乏幽默感，那么他在很早的时候就会认同一种坚定的反讽立场。你一直在试图习惯，因此你甚至意识不到这种“压制”。在我写作的大部分时间里，评论对我总是青睐有加。但在文末他们经常会说：“这是这十年中、或者说今年、这个月最优秀的女性诗歌。”好吧，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吗？你知道吗？你已经习惯了这样来看待一首诗，甚至期待着这样一首诗的出现，以此为乐。当然，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女诗人。我读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信件，你读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