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斯大林打来的电话

作者:奥·伊文斯卡娅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在X论述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中还有更加惊人的信息。那儿极其可怕地描写了斯大林电话铃响的表面和历史。这一切透出了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帕斯捷尔纳克(注: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下文的齐娜为其小名。)的信息,她异常憎恨曼德尔施塔姆,并认为他们损坏了她“循规蹈矩的丈夫”的名誉。娜佳从来不去找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也不曾求过他什么,一如罗伯特·佩因所说,这些消息来自齐娜,这些遐迩皆知的漂亮话即出自她:“我的男孩子们(儿子们)最热爱斯大林——其次是妈妈。”
  娜·雅·曼德尔施塔姆就这点写道:
  有人叫帕斯捷尔纳克听电话,这事先已通知了他。帕斯捷尔纳克劈头就抱怨,听不清,因为他是在公寓里打电话,楼道里孩子们在闹。我和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悄悄地互问,他给我们打电话——不也在“公寓里打的吗?”他与斯大林谈话,就像与我们大家。
  斯大林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的案子正在重新审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然后又出人意表地说:为啥帕斯捷尔纳克不向作家组织“或者向我”提出——不为曼德尔施塔姆奔走。“如果我是诗人而我的诗人朋友遭到不幸,我就是翻墙也要搭救他。”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作家组织打1927年起就不管这些事儿,如果我不奔走,您大概还什么也不知道。”接着善于“朋友”这个词儿帕斯捷尔纳克还补充了一些话,希望能更准确地表示他与奥·曼·的关系,这些关系大概还可 以纳入“友谊”的概念中。
  这个解释带有强烈的帕斯捷尔纳克色彩,与案子没有任何关系。斯大林发问打断了他:“然而他是大师,是大师吗?”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事情不在这儿。”“那么在哪儿呢?”斯大林问。帕斯捷尔纳克说,希望能与他见面好好谈谈。“谈什么?”“谈生与死。”斯大林搁下了话筒。
  正因为这,我不曾指出录下诗的那个人的名字,正因为我相信他与审讯和逮捕无关,我不想引用帕斯捷尔纳克的反驳,倘若不认识他,这个反驳很可能转而反对他!顺便说,这个反驳完全没有过错,它仅仅流露出帕斯捷尔纳克的某些自我专注和自我中心。
  ……鲍·列·对自己与斯大林的谈话很不满,向许多人抱怨他未能把会晤付诸实现……鲍·列·就像我们国家的许多人一样,对克里姆林宫的隐士病态地感兴趣。
  ……这就是……时代惊人的特点:为啥不受制约的统治者允诺全无价值地在地上建立真正的天堂,就得以欺骗自己的同时代人。现时任何人都不怀疑,两个诗人与统治者发生冲突,诗人们都有着道德的威望、历史感和内在的正义性。
  然而,鲍·列·沉重地感受到自己的失败,他对我说,打那以后很久写出诗……在我看来,帕斯捷尔纳克相信,他的交谈者体现了时代、历史和未来,他仅仅想就近观察这个仍在生和呼吸着的奇迹。
  现时有流言传播,在与斯大林交谈时,帕斯捷尔纳克如此的惊惶失措,以至抛弃了奥·曼·。他发病前不久,我在街上遇到他,他向我谈到这。我建议他把谈话记录下来,但他不愿意。可能,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已经顾不上过去。
  怎么能指责帕斯捷尔纳克,尤其考虑到斯大林立刻答应就案件和自己的良心重新进行审查?按现在的说法,似乎斯大林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为奥·曼·担保,但他拒绝了。类似的事情不曾发生过,也不曾谈过这样担保的话。
  奥·曼·听了详尽的报告后,对帕斯捷尔纳克十分满意,特别是他关于作家组织“打1927年就不管事”那一句。“给以准确的证明,”他笑着说。他不满的是谈话中的事实:“是什么令帕斯捷尔纳克犯糊涂了?我自己应该摆脱他身处其中的窘境。”又说:“他完全正确,一连几天为在于技巧,为啥斯大林这样害怕技巧,他似乎很迷信;认为我们能跳神。最后说:“诗作无疑可以做成一种印象,如果他这样到处说重新审查。”
  顺利说一句,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像夜莺似的歌唱技巧和大师,事情真不知该怎样完结。可能宰奥·曼·一如宰掉米霍埃尔斯(注:所罗门·米霍埃尔斯(1890—1948)犹太籍苏联演员、导演,传为秘密警察所杀。),或最少采取激烈的手段,以毁掉手稿……如果他们高估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遗产——无论我或诗作都靡有孑遗。那时就像所谓的——“大风吹散了灰烬”。
  与斯大林谈话的外国说法非常荒谬。有人这样写道,似乎奥·曼·在帕斯捷尔纳克家当着外人朗诵诗作,把可怜的主人“带到克里姆林宫并加以折磨”。这儿的每一句都显示出对我们生活的无知。
  在沃罗涅日流放期间,鲍·列·与阿赫玛托娃到卡塔尼扬请求把奥·埃·迁到另一个城市,但遭到了拒绝。
  最后,娜·雅·回忆说:“来访问我的惟一一个人,是帕斯捷尔纳克,他跑来向我了解奥·曼·的死讯,除他之外,没有人敢来。”
  在与卓·阿·马斯连尼科娃(注:俄国雕塑家,曾为帕斯捷尔纳克塑像,并著有《会晤》一书记录帕氏的言谈。)于1958年9月7日的谈话中(她写日记并准确地记下了自己与鲍·列·谈话的日期),与“领袖”谈话的尾声看来另有一种方式:
  “您想跟我谈些什么?”斯大林问。
  “喏,各种各样,关于生与死。” 帕斯捷尔纳克答。
  “好,随便什么时候我有空了,我会请您到这儿来,我们吃过茶后聊聊。再见。”
  鲍·列·接着说:
  “以后我回忆起谈话,我不想改变自己回答中的任何话。”
  我不相信,鲍·列·能够忘却自己为之痛苦的不满,斯大林有损尊严的掷话筒行为。我想,他不会忘记这一点,仅仅不想在让他产生好感的谈话中“回忆往事”。大概,安娜·阿赫玛托娃和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的证明,此中的认识得自当时和直接的谈话,更不用说我得诸鲍·列的谈话,距真理要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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