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流放随想

作者：爱德华·萨义德

　　下面我们来看看民族主义及其与流亡之间的内在联系。民族主义好言：吾生于斯长于斯，吾国吾民谨遵祖制。它维护由共同语言、文化和习俗所构成的家园，矢志不渝，不仅自己安土重迁，也将异族流亡者拒之门外，并誓死保卫家园免遭异族蹂躏。民族主义和流亡之间的交互关系，既对立又互补，确如黑格尔所谓仆人与主人间的辩证关系一样。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起初都是从孤立隔离状态发展而来的。美国独立战争，德国和意大利统一战争，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打这些战争的人，都是那些从所谓正当生活方式中隔离——或曰流放——出来的民族团体成员。成功了的民族主义，趾高气扬，以某种叙述形式，扬未来之长避以往之短，有选择地拼凑构拟着所谓的历史，并为之辩护：所以，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都有自己的所谓国父，都有自己的一些类似宗教的基础文本，都有表达自己民族归宿感的一套豪言壮语；自己民族的历史和地理疆界如何，谁是自己民族的敌人，谁是自己民族的英雄，所有这些，均界划分明、毫不含糊。这种民族集体社会的精神特质恰好构成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FélixBourdieu,）（注：1930-2002，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去世时英国《卫报》所载讣告称其学术贡献堪与福科、巴特、拉康等人齐名。所著《分野：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被国际社会学学会评为二十世纪十大社会学著作之一。）所谓的“习性”，即将习惯与居住地联系起来的习俗、惯例之有机总和。结果，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在成功之后，都会以为真理仅在本民族手中，而低人一等的异族手中所拥有的只有谬误（比如大谈特谈资本主义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欧洲国家与亚洲国家之间对立的某些虚夸不实之词就是如此）。
　　在“我们”与“外人”之间所存在的那片前沿地带以外，是危险的两不属地带：古时候被放逐的人流寓此地，现在则更有大批难民背井离乡，踯躅于此。
　　民族主义关乎群体，而流放在其深刻的意义上则关乎孤独——置身群体之外所体验到的孤独：因不能和亲人好友共同生活于一处而油然生出的茕茕凄苦的被剥夺感。一个人身处此种环境之中，已无法再以包揽一切、掷地有声的语言，来表达民族自豪感、集体情感和群体激情。那么，他是如何得以克服流放生活中的孤独感的呢？在流放与信誓旦旦的民族主义断言这两极之间，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们保存和信守？民族主义和流放有哪些内在品质？它们是否只是两种性质对立的偏执狂而已？
　　这些都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充分解答的问题，因为每个问题都以为流放和民族主义可以得到不偏不倚的中立的探讨，无须偏袒任何一方。而事实绝非如此。因为两者将一切都囊括其中了，从集体主义情感中最为集体主义的东西到私人感情中最为私密的东西；这样，已经毫无余地运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述自己。但是，在民族主义那些大公无私，无所不包的种种非凡抱负中，显然并不存在任何东西能触及到流亡者自身困境的要害。
　　因为，流放不同于民族主义，它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不连续的生存状态。流亡者与生养他们的祖国及其过去的历史，都已连根切断。通常情况下，他们既无军队也无国家，尽管他们常常在寻找着这两样东西。因此，流亡者感到迫切需要重新组织自己已经破碎的生活，他们通常把自己看作是某种颇为得意的意识形态或复国民族之一部分。此处的关键是：流亡生活若没有这种得意的意识形态支撑，那几乎将是不堪忍受的，在当今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设计之初，目的就是为了将流亡者破损的历史碎片重新组合，以构成一部新史。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及亚美尼亚人的命运，就是例子。
　　努巴尔是个孤独的亚美尼亚人，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父母在家族遭到屠杀后于1915 年被迫离开土耳其，他的外祖父被斩首。努巴尔的母亲和父亲去了阿莱坡，后辗转又到了开罗。六十年代中期，非埃及裔的外籍侨民在埃及的生存处境艰难，因此，他的父亲带着四个孩子被一国际救援组织带到贝鲁特。在贝鲁特，他们靠一笔抚恤金暂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又挤到贝鲁特郊外的一个两居室的小房子里。在黎巴嫩，他们没钱，只好苦苦地挨着。八个月后，一救援机构给他们家买了机票，将他们送到了英国的格拉斯哥，后到加拿大的甘德，再到美国的纽约。最后，一家人又从纽约乘“灰狗”巴士去了西雅图，西雅图是那家机构给他们家安排的在美国的最终目的地。当我疑惑地问“西雅图？”时，努巴尔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意思像是说西雅图比亚美尼亚强——其实努巴尔本人对亚美尼亚毫无了解——或者比生灵涂炭的土耳其强，或者比黎巴嫩强，因为要是一家还在黎巴嫩的话，显然他们的生命都有不保之虞。流亡有时比留下来不出国好，但那也只是有时而已。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安全可靠的。流亡是一种令人妒羡的状态，因为你所得到的东西压根儿就不愿和别人分享。你在你和你的同胞周围划出界线，设地为牢，这时，流放生活中最不诱人的地方就暴露了出来：小团体精诚团结的那种感觉未免有点夸张，对圈外人甚至对实际处境与你可能相似的人的敌意，也未免过于强烈。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主张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那种对峙更加顽固不化呢？巴勒斯坦人觉得自己被举世闻名的流亡民族犹太人变成了流亡者。但是，巴勒斯坦人也知道自己的民族身份感是在流亡的环境中培育起来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人，只要不是自己的同胞兄弟或姐妹，那就是敌人，而每个同情其处境的人都是不友好势力的代表，稍微越出给定的群体界线的行为都被看成是最卑鄙的背叛和不忠。
　　也许这是流亡者命运中最不寻常之处：被身为流亡者的人流放：在流亡者手中重演被连根拔起的实际过程。1982年夏，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自问，以色列究竟是由于什么不能明说的冲动，在1948年将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以后，又要将他们从安在黎巴嫩的家中或难民营中继续赶走。以色列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着重新建构起来的犹太人的集体经验，这种经验好像无法容忍另有一段被驱逐被剥夺的历史与自己共存似的——以色列人敌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从而不断加深以色列人的这种不宽容；而巴勒斯坦人四十六年来，也一直在痛苦地重新整合着自己流亡中的民族身份。
　　这种从居无定所、崎岖坎坷的流亡生活中重新整合身份的需求，在穆罕默德•达威士（Mahmud Darwish）（注： 1941-，巴勒斯坦诗人。小学时开始写诗。曾任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1993年退职。）的早期诗作中可以找到，他的一些很有份量的作品可说是诗人的一种史诗般的努力，试图把写丧失家园的抒情诗变成一出被无限期推延了的重返家园的戏剧。因此，他描写无家可归的感觉，常常出之以一系列未竟事业的形式：
　　而我是个流亡汉。
　　用眼睛答应我。
　　你去哪将我带到哪儿——
　　你是什么人，就将我看成什么人儿。
　　还我气色
　　体温
　　心、眼的光亮，
　　面包的盐味，生命的节律，
　　大地……祖国的味道。
　　用眼睛保护我。
　　就当我是长恨宫中一遗物。
　　就当我是自己悲剧里的一首诗；
　　就当我是玩具，房屋墙中一块砖
　　好让子孙别忘把家还。
　　浪迹天涯的流亡者之所以能动人哀感之情，就是因为大地的坚实和大地所能提供的慰藉与他们无缘：返回家园更不可能。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艾米•福斯特》大概是流亡文学中将流亡主题表现得最为彻底的一部作品。康拉德将自己看作是从波兰出来的流亡者，他的所有作品（和他的一生）几乎都打上一个敏感侨民的印记。他为自己的命运所困扰，为了使与新环境的交往令人满意而做着无望的努力。《艾米•福斯特》有点过于局限于流亡的主题，恐怕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无法列入康拉德最好的作品。这部作品写的是主人公名叫扬柯•古劳尔的苦恼，古劳尔是个东欧农民，正欲前往美国，可在靠近英国海岸附近的海域，他乘坐的船只遇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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