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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逝水年华
作者：［英］ 阿兰．德波顿 余 斌
——他从不忽略友情
“不论过度工作还里病痛缠身，他都不会因此冷落了朋友，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也是如此——他当然不能将他所有的诗情都写入书中，于是他将同样多的诗情奉于生活。”——瓦尔特·贝里
——他是个彬彬有礼的人
“他的礼数真是多得没法说！你会听到他事事都要说抱歉：到一场合，要说对不起；说话，要抱歉；默不作声，也要请你原谅；想心事，要说请原谅；话说得意思有点费解，对不起；甚至对人大大恭维一番之后，也要来上一句请原谅。”——安娜·德·诺耶
——他特别善谈
“普鲁斯特说起话来妙语叠出，引人入胜——即此也难以形容他谈话艺术之高妙。”——马塞尔·普兰德维尼
——在他家做客绝对有乐趣
“在他家进晚餐，他决不会让任何一位客人有冷落之感；他会陪某位喝汤，挨着另一位吃鱼，吃了一半又转到另一人身边且吃且谈，如此这般，直到一餐用完；不难想象，待到水果上来，他已挨个陪了一圈了。对每一位都体贴周到，足证他的恭而有礼，——若是来宾中有一人稍有怨意，他肯定会深感不安。彬彬有礼还不算，以他之善度人意，他还希望确保来他家的每一位都能满意而归。当然，他的晚餐无可挑剔，人人都有宾至如归之感。”——加布里埃尔·德·拉罗什富科
奇的是，友人虽是不吝赞美之辞，普鲁斯特本人对友谊的见解却称得上尖刻至极，我们会发现，他事实上认为友谊的价值极其有限，不拘他付出的友情，抑或他得到的友情，他均作如是观。尽管聚会场合他可以谈笑风生，但他还是相信——
——他宁与沙发为伍
“放弃一小时工作去和朋友聊上一钟头的艺术家都知道，为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玩意儿，他付出了什么代价（交友有何益处？朋友在一起不过是做些让人开心的蠢事罢了。我们来者不拒，一辈子乐此不疲，但是心底里谁都清楚，这是自欺欺人，其情形好比相信家具能明白我们说什么而对其大发议论）。”
——谈话是枉费心力
“谈话似乎是表达友情的不二之门，然而所谈者尽是浮浅空洞的鸡毛蒜皮，对我们全无益处。终其一生，我们说个不休，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些蠢话。”
——友情浅薄无聊
“……它将我们引向浅表的自我，代价是远离自我中更真实且无法沟通的那一部分（这个自我惟有通过艺术才能沟通）。”
——友谊究其实不过是谎言
“……它让我们相信自己并非处于无所不在的孤独之中。”
话虽如此，普鲁斯特自己倒并非玩世不恭之人。他并不冷漠寡情，也不缺少去看朋友的冲动（这种冲动他描述为“一种想见到他人的渴望，不论男人、女人，都会有这样的渴望袭上心来，其情形如同长久在医院幽居一室的病人，恨不能夺窗而出。”）
所以普鲁斯特与之大唱对台戏的，乃是所有对友谊不着边际的颂扬。比如声称朋友令我们有机会表露出我们最内在的自我，又如与朋友交谈是最称心如意之事，我们可尽去矫饰，放言无忌，坦然呈现真实的自我。
普鲁斯特对友谊的怀疑，与他晚宴上出现的加布里埃尔·拉罗什富科之类没头脑的朋友没多大关系，虽说他不得不端着吃了一半的鱼与此辈热络寒暄。他的质疑是更具普遍意味的。在他看来，成问题的是人们关于友谊的概念，即使有缘与那个时代最深刻的心灵晤对，倾心深谈，比如说吧，就算他有机会与某个有着詹姆斯·乔伊斯般天才的作家对话，问题还是依然如故。
事实上他还当真与乔伊斯有过一面之缘。1922年，两位作家都出席了在里兹饭店为斯特拉文斯基、贾吉列夫及俄罗斯芭蕾舞团举行的晚宴，此次盛会系庆祝斯特拉文斯基芭蕾舞剧《列那狐》的首演成功。乔伊斯姗姗来迟且未穿礼服，普鲁斯特则自始至终未脱下毛皮外套。乔伊斯后来曾对人说起他们二人互相认识时的情形：
我们的谈话总是以否定式作结。普鲁斯特问我是否认识某某公爵，我说“不”。女主人问普鲁斯特是否读过《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答曰：“没读过。”等等，等等。
晚宴结束后，普鲁斯特与那天晚上作东的悉德尼·斯契夫夫妇上了他叫的计程车，乔伊斯问也不问一声，即随他们坐进车里。上车后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打开车窗，第二个动作便是点上一支烟，二者对普鲁斯特而言恰恰都是要命的。归途中乔伊斯看着普鲁斯特一言不发，而普鲁斯特虽说个不停，却没半句是对乔伊斯说的。车到阿梅兰路普鲁斯特寓所，普鲁斯特悄悄对悉德尼·斯契夫说：“请对乔伊斯先生说，让我的车送他回去吧。”计程车果然送乔伊斯回到住所。此后二人再未谋面。
如果这故事听起来有几分荒唐，那恰是因为我们对这样两位大作家彼此会向对方说些什么有太多的想象。对很多人来说，无话可谈动辄说不并不为奇，令人称奇的是《尤利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一同坐在里兹饭店的水晶吊灯下，竟然说来说去就是个“不”字，这的确令人遗憾。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晚上两人的会面非常成功，——一如我们一厢请愿以为的那样——，又会是何种情形：
普鲁斯特：（裹着毛皮外套，悄无声息地戳戳面前的美国大龙虾）乔伊斯先生，您认识克莱
蒙-东奈尔公爵吗？
乔伊斯：请就叫我乔伊斯吧。公爵？我跟他很熟，一个出色的朋友，从这儿到里默利克，他是我遇到的最仁慈的人。
普鲁斯特：是吗？我很高兴我们所见相同（因发现二人有共同的朋友喜形于色），……虽说我还没去过里默利克。
斯契夫夫人：（欠身向普鲁斯特，以沙龙女主人特有的善解人意发问）马塞尔，你知道詹姆斯的大著吗？
普鲁斯特：《尤利西斯》？当然。谁还能不读这部当代巨著？
（乔伊斯闻言面露羞色，然难掩欣喜之情）
斯契夫夫人：你还能记起书中的片断吗？
普鲁斯特：夫人，整本书我都记得。比如主人公走进图书馆的那一段。请原谅我的法国口音，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开始背诵）：“……”
但是，纵使那晚上当真如此圆满，纵使二人后来在回家的车上相谈甚欢欲罢不能，乃坐谈
到天明，纵论音乐、小说、艺术、国家、爱情和莎士比亚，谈话与作品、闲聊与写作最终
还是两回事，毕竟谈话是谈不出《尤利西斯》也谈不出《追忆逝水年华》的，虽说两部小
说都不乏隽永深邃之语，足证二人都可道出不凡之言——这里恰让我们看到了谈话的限制：
谈话不可能表达出我们最深层的自我。
此种限制当作何解？何以同一个人能写出《追忆逝水年华》这样的煌煌巨著，谈起话来却口不能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心灵的运作机制。心灵是个极不稳定的器官，说不准何时就会出现一片空白或是心神不属，惟在静定或无所事事之时才会冒出思想的火花，而此时并非真正是“我们自己”。那状态毋宁说倒似一脸孩童式茫然的表情盯着天上飘过的流云出神——说是神不守舍或许并不算夸张。但是谈话时的节奏却不允许留下这样的停顿，因为他人的在场要求我们不断地做出回应，于是我们总觉脱口而出的尽是些蠢话，真正想要说的却没说出，为此我们懊恼不已。
与此恰相对照，一部书则允许我们从时常麻痹的心灵中提炼出精纯之物，它是心灵最活跃之时的一份记录，是对灵感火花的集中再现，而那灵感的火花也许经长年累月的酝酿才得偶一闪现，其前其后，心灵或许始终处于昧暗不明之中。由此看来，同自己心仪的作家见面几乎肯定会大失所望（“的确，有些人比他们的书更了不起，不过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书算不上一流”），因为这样的会面中我们只能见到作家寻常的一面，他们超越时空的一面我们则难以窥见。
再者，谈话几乎不容我们对出口的话做出修正，通常的情形是，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总要有合适的机缘才能表而出之。写作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写作大体上就是不断地修改，在不断地改写中，原初的想法——粗浅而未加琢磨的意念——得以丰富、细化。当其出现在书页之上时，也许已经合乎逻辑且富于审美意味，一如人们希望看到的那样。反观谈话，我们的初衷谈着谈着即变形扭曲，倘我们一再修正补充，谈话对象即有再好的脾气也要大呼消受不起。
普鲁斯特写作之从心所欲是出了名的，往往要到命笔之际，他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1913年《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问世，其时普鲁斯特根本没想到此书最终会写成洋洋七巨册的鸿篇巨制，计划中该书应是一个三部曲（《在斯万家那边》、《在盖尔芒特家那边》和《重现的时光》），而且还准备将后面两部分合为一卷。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第二卷的出版推迟了四年，普鲁斯特的计划因此全然改变，在此期间，普鲁斯特发现还有许多新的东西可写，且明白还得有四卷的篇幅才能将所欲写者道出。结果是，原来的五十万字扩展到了现在的一百三十余万言。
改变的可不仅仅是小说的字数篇幅。每一页，乃至大多数的句子都有修改，也可以说，从手稿到校样，每一个段落都变了样，单是第一卷就有一半四次重写。普鲁斯特每每回看原稿，一看便觉原先所写不能惬心当意，有些字句不当漏掉而竟漏植了，
有些原本觉得表达清楚的意思似乎还得重新营构，或是一个新的意象或隐喻当写入书中，以使主题得以丰富和延伸。由那改得面目不清的手稿，我们可看出普鲁斯特怎样精益求精，不停地完善他最初的表达。
出版商可算是倒霉到家了，普鲁斯特送来的手稿字迹潦草不说，交稿之后他还会没完没了地修改。潦草的字迹一变而为字迹工整、优雅的校样，不过是让他更容易看出种种错漏之处，他会再在上面大改特改，改到纸上每一处空白都用尽还不够，有时他还要在纸张的边缘贴上些长签条。
出版商或许会因此不悦吧，但不厌其烦的修改却有助于写出更好的作品。可以这么说，《追忆逝水年华》已然不是一个普鲁斯特努力的结果（虽说一个普鲁斯特就叫最挑剔的人无刺可挑），而是好几个眼光独到、造诣不凡的作者通力合作的产物（少说也有三位：作为原稿作者的普鲁斯特+作为校阅者的普鲁斯特+作为修改者的普鲁斯特）。从最后出版的书里当然看不到苦心营构的痕迹，或是创作的具体过程，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个从容、严谨、无可挑剔的声音，所有的句子绝无毛病，可以不易一字，没有一个隐喻须修改，没有一处意思须澄清，也没有哮喘病发作造成间断的痕迹，虽说普鲁斯特写作时当然也得睡觉、吃早餐、写礼尚往来的书信。普鲁斯特倒不是在有心隐瞒什么，他是要矢忠于他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哮喘发作或吃早餐之类，虽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他写此书的动机却了不相关，因为正如普鲁斯特所言：
作品是作家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这个自我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上以及在恶行中显现的那个自我并非一回事。
出之以谈话形式的友谊要以丰富、精确的语言表达出复杂的意念，实在有其限制，不过还是有人在为这样的友谊辩护，认为友谊令我们有机缘以最私密最诚实的自我与人沟通，而且我们于此可以清晰地表露心中所想。
这说法颇诱人，但这样的诚实似尚须仰赖以下二事方成为可能：
其一，我们的内心究竟有多少念头，特别是，我们对朋友有多少虽说很实在，说出来却可能伤人，虽属推心置腹，说出来却有失厚道的看法。
其二，若我们敢大胆直言对朋友的想法，朋友很可能弃我们而去，对此我们是否已掂量好了？而我们掂量的结果部分地又是依照我们对以下问题的意识得来的：我们招人喜爱的程度，我们的品性是否足以保证我们在已然一时开罪了朋友（比如提到人家的未婚妻或是抒情诗时尽说叫人扫兴的话）的情况下仍能与他们做朋友。
不幸的是，照这两条来看，普鲁斯特都无缘享受诚实的友谊。首先，他对人有太多虽透辟却不那么厚道的看法。1918年，他遇到一个会看手相的女人，据说这女人瞥了一眼他的手，又对着他的脸端详片刻，便直筒筒地说：“先生，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倒像是你在给我看相。”然而这种鉴貌辨人的本事却并未让他得出什么叫人称心的结论。“没几个人是真正充满善意的，明白这一点让我深感悲哀，”——他如是说。据他的判断，大多数人身上都有严重缺点：
世上最完美的人也有令我们震惊、愤然的缺点。比如有人聪明绝顶，总是站在云端里看待一切，从来不说别人个不字，但这人会把你极重要的信件揣在兜里忘了发，虽说这信是他主动要帮你邮的，如此这般，误了你极要紧的约会，他还没事人似的，一笑了之，连句抱歉也不说，因为他恰恰把没有时间概念视作他不同凡俗之处。再如有人极优雅极有教养，言谈举止也许太有分寸了，若是对你说到你，凡可能惹你不悦的话，他绝对不会说，但是你却会觉得这人有城府，好多话藏着不说，在心里沤着，与对你说的全然是两码事。
吕西安·都德觉得普鲁斯特拥有“一种并不令人羡慕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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