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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胶片上的墓碑

作者:菲 戈


  当群鸟飞过阴霾的天际
  人们鸦雀无声
  我的血液因为等待而疼痛
  ——选自《暴雨将至》
  不久以前,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国家……
  这段话多少有些戏仿《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它出现在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史诗巨作《地下》(Underground,即《没有天空的都市》)的起首。这句简单到不完整的话,却无比沉痛、意味深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前南斯拉夫在此起彼伏的残酷战争里分崩离析,正是以库斯图里卡为首的一批导演,用胶片为他们曾经的祖国刻下了一块又一块沉重的墓碑。
  但是这些前南斯拉夫籍的导演们并不是在简单地陈列什么“伤痕文学”。他们把刻骨铭心的家国之痛与天才横溢的电影构思紧紧熔铸在一起,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加倍的震撼力。某种意义上,九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电影,就如同拉美“爆炸文学”,都是一个时代一种艺术形式里最富创造性的杰作。库斯图里卡和他的《地下》,就如同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他们是星系的中轴,在他们周围,群星闪耀,光芒四射。面对一个共同的主题——一个伟大国家的灭亡,他们用各自独特的眼光、思想和艺术手法,记录了事实,剖析了原因。
  献给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
  《战火硝烟》(Pretty Village,Pretty Flame)的开头铭刻着这样的墓志铭。其实不管是否写出来,每一部这样的影片,都注定要刻下这样的墓志铭。
  
  杀戮之地,伤心之地
  
  民族冲突、种族屠杀、内战,这是任何一个涉及这段历史的“南斯拉夫”导演无法回避的。而当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陷入仇杀,那些曾经相亲相爱如今却互相杀戮的人们,他们的内心比他们的身体流的血更多。
  《惊变世界》(Vukovar)在我看过的南斯拉夫电影里,以最具现实性的手法表现了这一切。多瑙河上迷人的巴罗克建筑风格城市武科瓦尔,是克族与塞族人混居之地,双方人数几乎一样多。1989年,克族的安娜与塞族的托马结婚。新婚不久,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先后独立。时任塞尔维亚总统的米洛舍维奇首先对克罗地亚开战,“内战”爆发。托马应征入伍,怀孕的安娜也搬回娘家居住,等待丈夫回来,但她盼到的是塞军的炸弹与炮火。此时,托马正在塞军中,攻打自己的城市,与儿时的伙伴交火。托马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家看望安娜,可是安娜因丈夫是塞族,已经遭到本族兵痞的轮奸。在战火中,安娜生下了孩子,但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在民族仇恨的强大压迫下,再不可能复合。结尾,安娜和托马分别搭上前往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车,互相凝视的眼中饱含热泪,从此各奔天涯。花腔女高音激越的歌声里,镜头升起,从城市废墟上空掠过。足足两分半钟绵延的长镜头,那大片大片的残垣断壁让我们恍然明白,影片正是在劫后的武科瓦尔真实的瓦砾堆里拍成。
  《惊变世界》极为细腻地刻画了内战初起之际,那些曾经是亲人、挚友的人们,当他们的枪互相指向对方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就像影片那首动听的插曲满怀忧伤地唱出的:
  亲爱的朋友来自贝尔格莱德/斯洛文尼亚已经陷入了战火/亲爱的朋友来自贝尔格莱德/你已经无法到达大海边上/你有人爱你吗/是否有人会为你哭泣/亲爱的朋友我回来时鞋子沾上的怎么竟会是外国的泥土/……/亲爱的朋友来自萨格勒布/你开了第二枪/其实我已经原谅了你的第一枪/现在我放下枪向上苍祈祷/希望我没有打中我贝尔格莱德的朋友/但是如果我真的打中了你/我心中一定为你深深哀伤/当我为你合上双眼/哦,我是多么难过/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出生于波黑首府萨拉热窝的老资格导演博洛·德拉斯科维奇此前已经十年没有拍片。1994年,他六十岁之际,国家的巨变驱迫他重新执起导筒,把他看到的、感受的和思考的一切用电影来表达。他选择了最朴素的方式。整部片子粗看只是静静地,甚至有些沉闷地讲述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如何一步步地将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以至一个国家撕得粉碎。这种看似客观的描述却因为饱含了刻骨铭心的家国之痛,而格外残忍,就像医生当众一层层解开浸血的纱布,让你看下面模糊的血肉。
  相比之下,《战火硝烟》(即《美丽的村庄,美丽的火焰》)没有这样全景式地表现内战。它将视线集中到波黑战争期间,一群被穆族武装包围在废弃隧道里的塞族士兵身上。更进一步,影片的焦点被推向一对分属穆族和塞族的好友。令人心痛的不再是夫妻之间的生死离别,而是挚友之间的你死我活。
  1980年,当象征南斯拉夫民族和睦的团结隧道落成时,塞族的米兰和穆族的哈里尔还是一对最要好的小伙伴,他们一起读书、打篮球、偷看女教师做爱,形影不离。十二年后,波黑的穆族和塞族开战。米兰加入塞族军队,到处烧杀,可是当他路过家时,却得知母亲已经被穆族杀害。怀着深仇大恨,米兰在战斗中更加冷酷。他所在的塞族部队遭到穆族伏击,余部退入一条废弃的隧道。那正是十二年前米兰和哈里尔亲眼目睹建成的隧道。被围困十天之后,剩下的人冒死冲出隧道。在巨大的爆炸和火光中,米兰看见了哈里尔。他们互相凝视,枪口低垂,心潮澎湃……
  而在另一部史诗巨作《暴雨将至》(Before The Rain) 里,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的战地新闻摄影师亚历山大从伦敦回到自己马其顿乡村的家,想在这记忆里美丽的地方,寻找心灵的宁静。但是令他震惊的是,种族战争已经将这里变得满目疮痍。昔日的情人属于敌对的民族,儿时的玩伴眼神里充满怀疑和敌意,而那些熟悉的邻居们整天互相残杀。就像亚历山大与属于阿尔巴尼亚族的旧情人父亲的几句富有诗意的对话:
  ——时局不好啊,空气中都有血了。
  ——很闷。
  ——会下雨。
  ——一定会下,早晚的事。
  整个环境处在交战之中,亚历山大的内心也被撕裂。让枪弹射向自己,似乎成了终结这难以忍受的一切的惟一机会。
  
  民族主义:疯狂的泥沼
  
  是什么让相爱的人们互相撕杀,形同野兽?民族主义狂热成为导演们强烈抨击的对象。在《战火硝烟》里,一个塞族士兵面对DV镜头的狂热演说,让我们进入一个大塞尔维亚民族狂热分子的非理性内心世界:
  塞尔维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600年前,克罗地亚人、英国人、美国人还在用他妈的手抓肉吃的时候,我们已经会用这个——叉子。我们很文明,我们用叉吃饭,克罗地亚人却是用他们该死的爪子!
  在这样一个失去理智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心目中,从来没有留出反思的余地,想一想为了体现他所谓的“文明”,他用了多么野蛮的手段,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在影片结尾,医院里身负重伤的米兰拖着长长的血迹,爬到另一间病房,怀着满腔难解的深仇,刺向一名素不相识的穆族伤兵的,也正是这样一把吃饭的叉子!
  纠缠着塞尔维亚民族的是一种缺少历史根据的宏大幻想,一种扎根于塞尔维亚民众中的神话:它是上帝特造的子民,注定要统治它的邻居——正如《战火硝烟》里,那个塞族士兵用他“生动形象”的语言所表达的。更不幸的是,作为“受害者”的克族、穆族、阿族,他们在战争和种族清洗中得到的并不是正面教训。相反,他们的民族狂热与塞族互相竞斗,互相激发,先下手为强、对敌对民族越残忍越正确,成为敌对行动背后共同的“准则”。如果说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有自卫者的概念,那么很快对双方都已经无所谓正义,有的只是残酷的生存斗争。这一点,仔细读一读《无主之地》(No Man’s Land,即《三不管地带》)里的一段精彩对话,就能够深刻体会。
  被不分敌我的凶狠炮击赶进废弃地下工事的两个士兵,一个来自塞族,一个来自穆族。求生的渴望使他们暂时抛开仇恨,同处一室。他们居然以炮声为背景音乐,展开一场讨论。
  塞:不再轰炸了。
  穆:当然,你们的军队从不停止轰炸。
  塞:难道你们的军队停过火吗?
  穆:不能相提并论!战争不是我们引发的。
  塞:那是我们引发的?
  穆:是你们,你们只会制造战争。
  塞:我们?
  穆:对。难道你是和平主义者?大塞尔维亚,直通太平洋,谁说的?全世界都和我一样知道你们的妄想。
  塞:什么世界?你们的世界!是你们轰炸我们的村庄,却说是我们干的。
  穆:现在外面在开炮的只有我们的军队?你们都是圣人?算了吧,你们甚至让死人死无全尸!
  塞:不一样!
  穆:是吗?在尸体下面安置地雷、杀戮、强奸,这些是什么?
  塞:你在说谁?
  穆:你们!
  塞:我没见过你说的情况。
  穆:我看见了!我亲眼看见自己的村庄被烧。
  塞:我不知道。我不在场。
  穆:我在!
  塞:我们的村庄难道没被烧吗?是谁杀了我们的人?
  穆:你们自己,你们互相残杀,就像现在。
  塞:他们朝我开炮是因为他们没认出我。
  穆:跟你说也没用。你们怎么会想到要毁了这个美丽的国家?
  塞:我们?
  穆:对!
  塞:你疯了。是你们想分裂,不是我们!
  穆:因为是你们发起了战争!
  塞:是你们引发战争的!
  穆:什么?谁引发的?
  塞:是你们引发的!你们!你们!你们!
  穆:(猛地拉开枪栓,指向另一个的脑袋)谁引发战争的?
  塞:(没有枪,只好无奈地摇摇头)我们。
  穆:(松了口气,坐下,恶狠狠地)你们制造了战争!别再惹火我,我会冲动的……滚出去,快点,滚出去,妈的,胆敢说是我们……
  没有人承认是他们挑起了仇杀和战争,都把责任推给对方,而且这么做是如此轻易。但是谁挑起的就这么重要吗?不管是谁开了第一枪,现在一切已经变成了一场血腥的混战。大家都是魔鬼,天使和上帝已经远离,他们抛弃了这块疯狂的土地。
  
  地下世界:隐喻与历史
  
  巴尔干素称“火药桶”,千年以上的历史里,这里就没有停息过厮杀。但是一度,似乎巴尔干褪去“火药桶”之称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那就是当铁托元帅将南斯拉夫统一起来的时候。1945年成立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它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斯洛文尼亚以及塞尔维亚六个共和国,以及塞尔维亚境内的两个自治省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组成。铁托向南部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其他种族集团许诺,不论它们的大小、种族和宗教如何,它们将作为平等伙伴一起生活,南斯拉夫的财富和美丽就在于它的各族人民、语言、信仰和文化的多样性。看上去,好像这一历史性的实验成功了。但是当铁托这个富有魅力的铁腕领袖去世后,一切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向灾难滑去。
  今天回首这段历史,我们恍然,铁托时代的美好和睦就像种满墓地的草地和鲜花,一旦失去强有力的手每天修剪、整理、维护,那被精心覆盖、掩藏在地底下的死亡幽灵就会醒来,用它狂暴的力量掀去所有美丽的装饰。对此,南斯拉夫导演们有自己惯用的隐喻意象:一个能够容纳所有现实世界所拒绝看到的东西的地下世界。
  《无主之地》里,两个穆族士兵和一个塞族士兵躲进战线中间的一个地下掩体。他们在这里演绎了一段相互冲突、争论、寻找活路的共同生活。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些能够连接他们战前美好生活的东西——共同的同学和情人。他们尝试相互理解,相互支撑度过这困境。在战争的现实面前,他们从“地下”找到了一些往昔的正常情感。但结局证明这只是假象。如果更深地向“地下”挖,他们作为个人所无力控制的民族冲突的巨大阴影又一次浮现出来。艰难达成的一些相互理解,仅仅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误会就被抛到了脑后,民族主义思维就又一次猛地攫住他们。就在他们眼看要被救出“无主之地”,走上地面的时候,他们互相杀死了对方。没有人能够活下来,就这么绝望。
  就像《暴雨将至》里,回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和他的旧友之间充满迷惘和无奈的对话:
  ——这里没有理由这样你死我活呀。
  ——他们会找理由的,战争就像病毒,把人们分成两边,我们一村,他们一村,人们露出狰狞的面目。
  《战火硝烟》那条作为主要场景的隧道,同样位于地下。作为一个象征,这条被命名为“团结”的隧道,在它建成的时候,连接、凝聚了各个民族。但它不能长久地作为这样一个象征。很快,这条隧道蜕变成后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一个隐喻:仅仅十年间,它就成为一个废弃的黑暗洞穴,一个垃圾坑,一个掩埋罪恶以便外界粉饰太平的地方。所有见不得人的政治和人性的黑暗面似乎被一股脑地塞了进去,囤积、滋长、慢慢膨胀,变成传说中盘踞隧道的“怪兽”、“恶魔”。在传说里,它只是暂时睡着了,而一旦醒来,它就会吃掉村庄、烧毁房屋。很不幸,一切正如传说。
  然而,《战火硝烟》有比其他南斯拉夫电影更深刻的地方。除了揭示民族冲突,它也没放过各民族内部的矛盾。不管塞族、克族还是穆族,在小到一小队被包围的人里,始终都是战争强行让这些人临时走到了一起:教授、小偷、农民、修车匠、瘾君子以及前南军队的军官。民族冲突暂时压制了民族内部的阶级、阶层冲突,以及铁托时代和后铁托时代两代人的冲突。但这种压制是暂时的,就如同从前对民族矛盾的压制。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冒出来,从“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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