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祭祀与仪式
作者：卢清涟
身份的转变意味着自我的超越或堕落，而在小说中，堕落成为身份转变的必然产物。身份的变化虽使猎人忘却恐惧，使库尔茨成为“活神”，但也促成了残酷、暴力与毁灭。在充当偶像之际，库尔茨的世界里已没有了往昔憧憬的宏图伟愿，却充斥着原始的叫嚣、巫术迷信以及殖民政治的贪婪。理想的破灭使他对一切，包括其未婚妻，都不再抱有幻想，而将所有激情投入到对象牙的无限占有中去——这成了他存在的唯一动力。现实的黑暗与残酷使得人们无法在创伤中面对事实，于是库尔茨唯一的证人马洛在回归英伦后不得不对他的未婚妻撒谎，说他临死时始终呼唤她的芳名，却只字不提“黑暗之心”里那回荡着的嘶喊——“恐怖，恐怖”。
但是，身份转变也是人与环境磨合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它使人找到自身在环境中的位置并消除其对周边因素的不确定感。其间，人与生俱来的破坏欲在环境的激发下指向外界，他们有意地改造自身所处的境遇，却也在无形中共同对环境进行破坏。
两部小说中都隐含着暴力在拜物主义驱使下的递进式循环：陌生环境的失序引发人们的恐慌，使他们诉诸武力抵抗环境、以求自保，而在此期间出现的强大首领往往成为其后大权独揽的暴君；但暴政不可长期驾驭民心，人们最终在愤怒的宣泄中走向无政府式的暴民政治。最初对环境的恐惧迫使人寻求依附，《蝇王》中的孩童受到“野兽”的惊吓便试图以祭祀来削弱其威胁，而《黑暗之心》中的库尔茨在受挫于文明之余投入了荒原的怀抱。环境的失序是危险与邪恶的端始，为了摆脱来自它的威胁人们必须抵抗并改造自然，同时抚慰自身的恐惧。物神便是人寻到的一种安慰，对之崇拜的本意原是为了抚平人心的不安，但崇拜仪式却也在无形中变为暴力的契机。祭祀仪式将活人推上祭坛成为崇拜群体的替罪羊，随之而来的负罪感则由于集体的遗忘遮掩变成了遥远的传说。 通过献祭，崇拜者认为自己与神灵之间的关系得到增强，且他们的安宁需基于对偶像的极端顺服。人们由此被迫遵从拜物教的暴政，不服从者常被施以酷刑。但正是这种专制体系给原本无序的环境带来有序的制衡，成立出一种新的秩序。戈尔丁的杰克和康拉德的库尔茨都以拜物教树立起自己的无上权威，他们以信仰崇拜规训众人，并以恐惧作为统治人心的利器。物神最终变为统治者控制人心的傀儡，它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惩处异己、巩固权力。集权统治围绕着对偶像的控制展开，此时的社会行为则充斥着盲目崇拜与群体暴力。但是暴政不能维系持久，因为群氓的崛起使得暴君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会成为众矢之的，在疯狂的集体暴行中沦为下一个牺牲品。于是，集权的暴政往往为无政府主义开辟了道路，通向新一轮失序与建立秩序的循环。
三、拜物主义与人性异化
拜物主义始于陌生环境中人类心灵的危机。人们面对诡秘的环境不免会幻想危险的存在——戈尔丁的男孩们在荒岛上一开始总是害怕野兽的侵袭，而康拉德笔下的殖民者在来到非洲之后都将当地土著视为魔鬼的造物。这些被弃置于荒野的文明人面临对自我的重新认知和与外部环境的调试，而每当他们更进一步接触新的环境，他们离自我的真实性也愈发切近，离原先的文明却愈发遥远。等到他们完全融入环境，他们大多已忘却文明的自我，却欣然回应自然对人野性的呼唤。环境，作为使他们恐惧的介质，也激发了人的动物潜能，打开人性通向异化的大门。
对环境的恐惧表现出人被弃置于陌生境遇中的孤弱无依。但环境的失序也使人能够重新对命运进行自由选择，而在此过程中人逐渐澄清对自我的认知并进一步审视其与外界的关系。当文明的约束失效，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释放出压抑已久的本我。蝇王的信徒用游戏的残酷展示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堕落，而象牙的追逐者则以此炫耀武力，成为自然角逐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拜物情结都是内心焦虑的外化，而焦虑则是他们在与环境抗争过程中对自身力量的质疑和对外界力量的敬畏。环境的威胁成为他们自我满足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顾虑，人们通过想象解释各种现象，将之赋予一定意义以崇拜。对自然力的崇拜为人在环境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作好了铺垫，但崇拜的本质不仅出于人对环境的敬畏，更体现出人自恋的天性和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一旦人有力量征服环境、破坏自然，他们信仰的对象就会由神灵转向自身，甚或自身的工具，对外物的敬仰也变为凌驾其上的傲慢。这正是库尔茨在成为土著偶像后对待当地居民的态度，也是猎人们在确信自己的武力之后对小岛看法的转变。小说中这些试图战胜环境、企图以暴力改造环境的人却被自己的行为所异化，最终成为欲望的奴隶。他们对权力的追求催化了恐怖的进程与自身无穷的饥渴，就像荒原中象牙那无止尽的追逐者，得到的却是满屋化石与葬尸的枯冢。
莽莽荒原试探着人类灵魂深处的空虚。《黑暗之心》的叙事者马洛为了逃避这寂寥的荒诞，试图以工作来抵御身处荒野的空虚之感。但马克思所谓的异化正是社会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库尔茨与马洛正标志人性异化的两个极端，他们一个代表退化的力量，另一个则甘愿作为被异化的社会劳动工具，投身价值创造的过程。在社会演变的步伐中，劳动异化是人类不可规避的宿命与维系社会秩序的机制，而库尔茨的异化则是对社会进程的威胁，因此为其他殖民者所深恶痛绝。但库尔茨的异化行为同样也体现出劳动异化在其身上的烙印，因为他疯狂采集象牙的做法不仅是过去工作的变相延续，同时也成为了他定义自身的行动特点。对象牙的追逐使他从过去被异化的劳动者又变为欲望冲动的仆役，而他憎恶的殖民主义却也在他的蛮横行为中被放大，显得更加森然恐怖。库尔茨追猎象牙的行为是殖民主义在他心中留下的烙印，而他的退化、逃避并未使他脱离这来自文明的恐怖，在黑暗之心，文明的虚伪与原始的荒蛮同样令人疯狂而无助。
黑格尔认为，异化是人类历史无法逃脱的宿命，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忽略了客观世界乃是自我的创造，必然被自己的造物所异化、奴役。两部小说中的人物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环境：狩猎、建造家园和殖民扩张等都是试图建设外在自然的行为，但当他们热衷于重建文明与秩序之时也不知不觉地被现有的环境与自身的做法所改变。劳动的成果往往被人们崇拜赞扬，而对自己造物的迷恋恰反映出人的自恋情结；物神崇拜寄托了人对权力的欲望，也更是人在环境中自怜、自恋的结果。但是，盲目的崇拜使人们忘记了偶像树立的初衷，人们开始固执地迷恋于偶像的力量，令它成为了统治人性的傀儡。人们用血腥的祭仪来安抚物神，确保它的灵验，却也因此被带入野蛮黑暗的深渊，走向他们所畏惧的恐怖、退化与死亡。拜物教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带来安宁与救赎，却成为催化创伤的触媒，将人们从理性的文明拉往愚昧的崇拜，由生存的危机走向异化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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