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真正的天堂
作者：胡 俊
感受，尽管这种对于本能的诉求是让理性的鲁比男人们最为害怕的。修道院最初只是一个由一些来历不明、身份各异的女性组成的松散团体，当初生活在象征层面的她们曾用沉默和失语面对一切：康索纳塔在经历过感情失败后整天酗酒度日，生活在黑暗中；玛维斯由于不慎窒息死自己的孩子，遭到舆论的谴责，可是比失去孩子更痛苦的是那种让她失语的压抑生活，作为一个酗酒丈夫的性工具和孩子们心中无能的母亲，她觉得他们都要杀害她；表面玩世不恭的吉姬在目睹过一次种族冲突中无辜惨死的小男孩后内心深处其实极度缺乏安全感；帕拉斯由于遭受自己最信赖的亲人和爱人背叛再加上被人强奸的经历让她几乎不敢回首往事；弱不禁风的塞尼卡的温顺可人是源于她自幼被母亲抛弃的经历，她更不会谈起自己受过性侵犯的经历。修道院本来是由这么一群受过心灵创伤，害怕和人交往的女性组成的团体，然而康索纳塔在每天面对这些“心碎的姑娘、受过惊吓的姑娘，这些孱弱的躺着的姑娘”(第222页)后，决定振作起来改变自己和这群受过伤害的女性的命运。康索纳塔告诉这群自我封闭的女性：“可怕的东西不在外界，而在内心”(第39页)，这说明迈向健康快乐的生活的第一步就是需要化解过去的伤痛。过去的创伤曾经让这群女性处在一种瘫痪状态，虽然生活在痛苦中却无力改变现状，在理性的世界里，她们被迫选择沉默和失语，但是，在个体受到尊重的修道院，她们能够释放自己的喜怒哀乐。康索纳塔让这群女人采取“大声说梦”的方式将压抑的自我得到释放，梦原本是潜意识的容器，这里承载了太多她们过去的创伤和悲痛，然而这种痛苦在她们的意识世界里遭到了压抑，现在通过大声说梦，她们宣泄了自己的情感，消释了自己的痛苦。在大声说梦的过程中，这群自闭的女人逐渐敞开心扉，勇敢面对自己的过去同时也尝试着去同情他人。鲁比小镇的有序生活是建立在对个体情感和欲望的压抑之上的，而在修道院身体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却被打破，康索纳塔告诫女伴：“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分成两半，不要让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第263页)，在这里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构成了完整的自我，在这里她们回到了前语言阶段，在这个混沌阶段，任何二元对立都未形成，没有“自我”和“他者”的差异，也没有精神和肉体的割裂。
三
同样是受到外部世界的伤害，鲁比小镇那些掌控权力的男性们永远也没有摆脱这种伤害，因为他们选择了复制他们痛恨的制度。鲁比小镇一度成为非裔美国人逃离白人种族主义的避难所，可如今这个避难所却深深打上了种族主义的烙印，那些当年不惜一切追求自由的斗士现在已经变成了压制他人自由的独裁者。在白人世界里，非裔美国人曾经被当成是替罪羊来承担他们不该承担的罪行，然而鲁比小镇的男人们在面对自己的家园出现的问题时，没有进行自我反思却同样以嫁祸他人的方式减缓自己内心的惧怕。修道院的女性们一方面因为无法达到他们对女性的定位，另一方面则由于其成员的多种族性成为了他们眼中的双重异己。鲁比小镇的男性在进入象征界时将自己的情感和欲求完全过滤，以求成功地诉诸于理性，然而这样的结果却导致主体最终变成了一个掏空了的符号，这群昔日饱含激情、斗志昂扬的勇士如今变成了墨守成规、排除异己的独裁者就是个明证。然而同样是经历过创伤的修道院的女性们却成功地摆脱了过去梦魇对她们的束缚，获得了新生。克里斯蒂娃曾经指出：
越界时刻在实践中非常重要：只要存在着对系统性的越界，或者说是对先验自我同一性的越界就会有实践。实践的主体不能是先验的主体，这样的主体缺乏变化，这种逻辑同一性的变化是由于语言在意指体系中将象征秩序和利比多的活动分离开来(符号禀性正是利比多的表现)。认识到符号禀性实际上意味着认识到言说主体的变化，以及他能更新他深陷其中的象征秩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主体来说就是获得愉悦的能力。
这就表明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主体应该是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里，身体和精神，原始的冲动和社会的约束相碰撞，主体因此不断地被更新和建构。主体进入象征秩序是为了传达意义，获得认可，然而这种认可不能建立在对原初欲望的完全压抑上，因为主体要表达的正是这种情感和欲求，它们能激活象征秩序更能够让主体获得快乐。在这种意义上，修道院的女性过着比鲁比小镇的居民更为快乐的生活，因为她们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找到了完整的自己。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试图探讨建立一个真正天堂的可能性，鲁比小镇从昔日的意气风发走到后来的死气沉沉证明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天堂，因为固步自封和狭隘排外束缚了它渴望得到的自由，而修道院尽管起初只是一个被人遗弃的角落，可是由于它敞开胸怀不断地接纳新的成员，这个边缘团体却日渐充满生机和活力。克里斯蒂娃一直都强调语言是一个意指过程，这个过程是象征和符号辩证运动的结果，而言说主体也是过程中的主体，她对于语言作为意指实践和言说主体“过程”性的强调和对符号的革命性的关注说明，她反对任何形式的封闭和任何的绝对意义。而莫里森在其小说《天堂》中正是“挖空了任何一个固定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自我而展示了建构力量的可能性”。
鲁比小镇当初的建立体现出的是非裔美国人强大的凝聚力，正是他们集体的努力才使得他们在遭受歧视和压迫的白人主流社会里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空间，可是这种最初极具建设性的种族团结在鲁比小镇的发展过程中却逐渐遭到扭曲，最后变形为狭隘的种族主义。莫里森在其作品中一直抨击的都是白人种族主义，这次在《天堂》中的关注对象却是黑人种族主义，让人不得不深思。它可以被理解为莫里森所倡导的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空间虽然包括对本民族性的捍卫，但是绝对不是这种模仿白人种族主义的黑人种族主义；但是它同时也可以被理解成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反讽。然而无论如何，这都表明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都不是莫里森所欢迎的，因为它导致的结局只会是活力丧失和发展停滞。尽管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常常被当成是女权主义理论，但是这种对固定意义的质疑和挑战使它的运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女权主义，因为少数族裔也拥有这种符号性的颠覆力量。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的少数裔虽然受到压制，但是随时也在挑战和破坏主流社会维系的稳定和单一性。莫里森在《天堂》中同时还指出鲁比小镇发展过程中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女性的压制。在鲁比小镇，肤色和性别作为能指其所指是社会地位，父权制和种族制因而深深交织在一起制约了它最终的发展，然而在修道院这两个能指的意义却被完全抛空和消解，一切界线变得模糊，所有的只是混杂和交融，“修道院是一个开放的符号，它自由地接受任何解释，但是它的模糊性却又让它不可能接受任何一个完全可信的单一解释”，因为修道院里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人们构成的是一个多声部的对话空间。尽管修道院的女性最后被鲁比小镇的男性们杀害，她们曾经的生活方式却留了下来，因为在血洗修道院后，这群男子并没有觉得轻松反而心情沉重，并开始自我反思。这证明修道院女性的生活方式开始像水波一样渐渐荡漾开来，其原由就是修道院并非如鲁比小镇的男性们认为的是万恶之源，正相反，它才是激活鲁比小镇走向发展的动力。在修道院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从上至下而是相互平等，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互爱合作；在这里单一让位给多元，差异被交融替代。莫里森的小说《天堂》是为了探讨“为什么有着坚强意志、革命精神和完备德行之人最终会失去这一切变得极具毁灭性和固步自封呢?”小说留给读者的启示是主体建构的结果不应该是一个单一性、排他性的主体，而是多元化、容纳异己的主体，而主体生存的空间则应该是容纳种族、阶级、性别等诸多差异性的多元化、开放性的空间，因为那才是人类真正梦想的天堂。
(胡俊：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邮编：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