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怎样的“口语”，以及“叙事”
作者：沈 奇
跨越世纪的中国当代新诗，以“民间诗歌”立场的全面确立和“网络诗歌”的迅猛发展为标志，在获得空前多元、空前自由、空前活跃的良好“诗歌生态环境”的同时，也随之出现了空前游戏化、时尚化、平庸化和同志化的现象，从而进入了一个趋于平面化的繁荣时期。爱诗、写诗的人更多了，好诗、名诗却不多见，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共同构成了困顿的现实。新手蜂拥，名家落寞；语感趋同，个性趋类。浮躁、粗浅、游戏化的心理机制，无标准、无难度、只活在当下的创作状态，已成时弊。
这其中，尤以“口语诗”写作的问题最为突出。
早在上一世纪谢幕之际，我在一篇题为《九十年代先锋诗歌的语言问题》的文章中就指出：“无论是‘口语’还是‘叙事’，都已在九十年代行将结束时，暴露出高度透支后的衰败相。究其因，主要由于九十年代诗歌的领衔人物大都出自这两路诗风，诱发后来者将其‘神话化’或叫作‘时尚化’，引发大面积的仿生，形成了两条诗歌‘生产线’，大量复制堆积（包括成名诗人的自我复制），缺乏更新的或更深入的创化，将‘高难动作’变成了‘庸常游戏’，造成名诗人多多而名作寥寥无几的困窘局面。”
几年过去了，这样的局面并没有得以有效的改善，某些方面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尤其是“网络诗歌”的迅猛发展，诱使大部分诗人的当下创作，趋向于快意的、毫不费力的、无难度也无深度追求的方面，难免生出“抄近路”的心理，纷纷加入“口语诗”以及“叙事”性诗歌写作的行列，推波助澜，以求推“时势”造“英雄”，“各领风骚三两天”。由此达到的诗歌品质，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引领我们走过的是常走的道路，达到的是可想而知的终点。阅读此类作品，确实只能给人留下三两天的印象，大量的则只是即读即忘，毫无可回味的东西可言。而无论是“口语”还是“叙事”，都已像过于流通的新版货币一样，既失去了新的鲜活，也充满了流通中所沾染的各种病毒。
是，对“新世纪诗歌”的发问，又首先回到了这样的话题：在“口语”与“叙事”推为“时尚”、发为“显学”、乃至成为“语言神话”的今天，该如何重新认识其正负价值的双重在性？同时，有没有另一向度的语言策略，能有机地将“口语”与“叙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使这一为当代诗人趋之若骛并将其主流化了的语言机制，发挥它真正有价值的诗歌美学作用？
二
在深入对这一问题的辨析之前，不妨先梳理一下“口语”与“叙事”诗歌的现实状况和历史演变的过程。［注］
潜心关注诗歌发展的人们大概都已注意到，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以“口语”与“叙事”为能事的作品，几乎已成大面积覆盖的态势。无论是包括民间诗报诗刊在内的各类纸本诗歌刊物，还是各种风起云涌的诗歌网站，以及各类“年终盘点”式的年度诗选，，占绝大多数篇幅的，都是此类作品。让人不免兴叹：由韩东、于坚们开启，复由伊沙们予以“中兴”的这一路诗风，确已由当年的星星之火变成当今的燎原之势，但后继者常仅得其形迹而未承其精魂，更遑论超越，大量的只是一种投影或仿写而已。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认识韩东，读到他的《你见过大海》、《有关大雁塔》、《我们的朋友》等诗作（有的还首发在我主编的《星路》“地下诗刊”上）后，曾与韩东讨论说：你的诗绝对是一个奇迹，开风气之先。只是我担心有一天大家都来写你这种诗了，也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之后，九十年代伊沙领一路风骚，导致众多追随，我再次指出：伊沙将“顺口溜”写成了诗，他的追随者们却又将诗写回到顺口溜。并再次提示：“口语诗”是更大难度的一种写作，不能将其视为轻便的捷径；“口语诗”进门易出门难，出精品力作更难。是以这种写作千万不能“扎堆”，一“扎堆”就露怯，就出问题。
这里的关键在于：是韩东、于坚、伊沙式的生命形态和精神气质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语言形态，二者是不可分离的。新的“口语诗”写作者，必须先确认自己个在的生命意识和精神立场，再认领真正契合这种意识与立场的语言形态，而不是仅止于皮毛的认同与追慕，失去个在的本真追求。
试举例来看——
二十多年前，韩东写出《水手》（又名《告诉你》，作于1983年8月）一诗：
顺流而下的水手，告述你／大河上的见闻／上游和下游的见闻／贫穷的水手／卖给你无穷无尽的故事／两片嘴唇／满是爱情的痕迹／连同明亮的眼睛／一闪而过
此诗当年在与韩东聚叙时，曾听他自己轻轻读来，使当时还滞留于浪漫主义诗歌中的我如闻天籁，惊叹新诗还有这样看似简单实则极不易得的写法。今天再读来看，依然亮眼动心，一点也没有陈旧失效的感觉，可谓孤迥独存，耐人回味。
之后不久，便有了于小韦的那首《火车》：
旷地里的那列火车／不断向前／它走着／像一列火车那样
此诗一问世，便被传为《他们》诗派中的名作，影响很大。但至今仍让我有点敬而远之的“莫名”。对这种只剩筋骨没有皮肉的诗，我总有一些担心，担心它铤而走险的取向，是否有违诗的本质？不过，此诗早晚读来，还不失一点新奇与惊异。若再将其还原到1980年代的语境中去看，《火车》以近于“极简主义”的美学意识所生发的特殊语感，对消解诸如矫情、矫饰、精神“乌托邦”和语言贵族化等积弊，以及附着在“火车”这一名词上的意识形态意涵与文化色彩（如“时代列车”之类）等虚假所指，确实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
这列诗的《火车》开出二十年后，我们看到这样的《木棉花开》：“木棉花开了／像我不知道它名字的时候／一样／开了”（全诗完，原载《诗选刊》2002年12期）。再往后，我们遭遇到这样的《大饭店》：“‘姑娘倒酒——’／已经有人开始改口／／‘小姐一词坚决不能用了’／许多人这麽说／／许多人都会心一笑”（全诗完，见《2005·中国最佳诗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两首诗可谓“异曲同工”：都是“一根筋”式地写来，只在指出一个事态，再无其他。而且这样的“指出”，也只是如常人般的“指”法，不知为何要让诗人来“指”，或者说不知为何要让诗人来如常人一样地去“指”？穿透虚伪矫饰的文化面具，指认存在的真实，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仅止于这样的进步，又无异于退步了。因为即或是进步，也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而非美学意义上的进步，与诗何干？何况这样的“进步”早已被前行代的诗人进步过了！遗憾的是，此类作品的仿写者，却大都以为是新的发现与开创，比试着看谁能将“饭菜”还原为“植物”，将高僧说家常话还原为家常人说家常话。
其实也有真正进步了的。同样的“口语”与“叙事”，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中，收获了唐欣的《北京组诗》和中岛的《我一生都会和一个问号打架》两首（部）精品力作，一时传为佳谈。
唐欣的《北京组诗》，发挥其一惯的“日常视觉”中的细节扑捉能力，以一种“漫写”方式，将现实印象和历史记忆杂糅并举，于“握手言和”式的心境中播撒反讽的意趣，看似漫不经心随意道来，实则剪辑有度处处藏有玄机，读来饶有兴味。这部巨制，通篇也只是在那用普通的“口语”说事，所说之事也不乏琐碎与庸常，却总能让人不忍释卷。究其因，一是“实”中有“虚”，表面叙事的背后，有独在的人生况味和独到的人文情味做底；二是口语中有“作料”，有别趣，有清通明白之余的语感肌质引人入胜。特别是如“谐趣”这样在汉语诗歌中的稀有元素，被唐欣化来而得心应手，成为其标志性的特征，也为“口语”与“叙事”之一路诗风树立了别开生面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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