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怎样的“口语”，以及“叙事”
作者：沈 奇
中岛的《我一生都会和一个问号打架》是典型的“直言取道”之作，没有玩什么新花样，却是诗人拼却大半生的民间生存挣扎与生命漂泊之痛苦体验和尖锐感受，而集中爆发发为一“问”的大哉问，且“问”得真，“问”得切，“问”得撕心裂肺而震撼人心！这一“问”，套句新华语体的说法，是以“问”的形式，“喊出了我们时代的最强音”。可见“直言取道”（“口语”与“叙事”的变体模式）的关键在于那个“道”，无“道”或乏“道”的直言，只是大白话，与诗无关的。
三
经由上述粗略梳理，似乎可以为理论的辨析打开点思路了。
转换话语，落于日常，以口语的爽利取代书面语的陈腐，以叙事的切实取代抒情的矫饰，以日常视角取代庙堂立场，以言说的真实抵达对“真实”的言说，进而消解文化面具的“瞒”与“骗”和精神“乌托邦”的虚浮造作，建造更真实、更健朗、更鲜活的诗歌精神与生命意识，是“口语诗”的本质属性。从发生学的角度去看，口语是一种不断生成并更新于当下的“活话语”。比起书面语，口语负载着更多新鲜而真切的现实信息量，且因其具有亲和力与普适性而易于流通，便于接通新人类，打通新媒体，是以一旦倡行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近二十年来先锋诗歌与年轻诗人之创作的主要驱动力。虽总是良莠不齐，但其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却让人不敢小视。
问题在于，这路诗风所存在着的一些先天性的弱点，一直被它的追随者们所疏忽，因而总是易习为广大而难成精微。
一般而言，口语的语势宜于“说”，不宜于“写”，很难拿这种语势去抒发情感经营意象，故要放逐抒情、淡化意象，拉来“叙事”为伍。而选什么样的“事”来“叙”以及如何“叙”才是具有一定诗性的，又成为一个考验，弄不好就变为“说事”，变为日常生活的简单“提货单”，或现象碎片的简单罗列。诗的“叙事”（无论是口语式的“叙事”还是书面语式的“叙事”），须脱“事”而“叙”，不是“说事”，而是对“事”的“说”，意象性的说，戏剧性的说，寓言性的说，或别样的什么说，总之是要成为有意味的“说”，诗性的“，说“事”不可说之“说”。严格的讲，“口语”与“叙事”都是一种“诗性”因子含量较少的话语，若不借助和融会其他的诗歌元素，难以提炼多少真正深厚的“诗意”——虽然我们知道，没有哪种语言是先天性就具有诗性的，即或有，也正是现代诗所要警惕乃至要排斥的。但我的本意在于，如何从“口语诗”的审美效应来划分其语言功能的是与非。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诗性”与“诗意”，依然是依据传统诗歌美学的说法来说的，但我们毕竟还有那么一个源远流长的诗歌经验存在着（从古典到现代，包括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影响来谈当下。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只有那些与旧经验又联系又差异的新经验，才最易于产生审美快感，为有诗歌经验的人们所接受。这也是多年来包括“口语诗”在内的各种先锋诗歌创作，一再予以忽略了的问题。
再者，口语的爽利常会导致直言，它虽然契合了现代人尤其是现代青年的语言心理取向，不愿意绕着弯说话，却也难免直白、空泛、坐得太实。美国“垮派”诗歌代表人物金斯堡确实说过：跟谬斯说话要和跟自己或朋友说话一样坦白。不过我想这句话是在强调一种“坦白”的诗歌立场，而并非就指要说“坦白”的话。过于高蹈晦涩的诗歌，容易犯像庞德所比喻的那样：飞起来毫无着落。但今天的诗人们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过于依赖“口语”和“叙事”且只以日常为重的诗人们，却常常是有了着落而再也飞不起来。
另外，口语诗歌容易上手、便于传播、有较强的亲和力与流通性，影响所及，导致大量的追随者簇拥在一个可诗性极为狭小的作业地带打拼，也难免带来大量的仿写与复制，从而很快出现严重的“族系”相似性和“同志化”的状况，并将个人语境与民间语境又重新纳入了制度语境和共识语境，造成普泛的同质化的诗歌立场，而这本是引入“口语”与“叙事”策略的初衷所主要要反对的东西。
由此可见，真正到位的有价值的“口语诗”写作，是一种需要更高智慧的写作，也是一种更需要个性和原创力的写作。那种只图“轻快”和“热闹”的普泛的“口语诗”写作者们，却将“高难动作”变成了庸常游戏，将实验诗歌、先锋诗歌变成了大众狂欢，有趣味，没余味，有风味，没真味，随意宣泄，空心喧哗，唯以量的堆积造势蒙世，已严重危及到这一路诗歌的良性发展。
四
诗，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先锋”的还是“常态”的，说到底还是要成为一种艺术，一种具有造型性的语言艺术。无论是“口语”还是“叙事”，都只是形成诗的可能的要素，是形成诗的要素的一部分材料。有人用这样的材料写成了好诗，有人则写成了庸诗坏诗，可见材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创造性的诗歌写作，是一种生育形态而非生产形态。不是像工厂那样，旧产品不行了，引进一套新技术新设备新的生产线，就马上可以生产出一种新的产品出来。这似乎是一个常识，却总是容易被忘却。
遵从这一理念，综合上述讨论，我在这里试图给出另一向度的语言策略，以探求将“口语”与“叙事”的负面降到最低，使之发挥它真正有价值的诗歌美学作用的可能。概括而言，可归纳为三点：1，情感的智慧化（相对于情感的激情化）；2，口语的寓言化（相对于口语的写实化）；3，叙事的戏剧化（相对于叙事的指事化）。三点可单项发展，也不妨融会打通，更希望看到那些出人意料的组合——集合了“口语”、“叙事”、“意象”等多种修辞策略的有机而和谐的出色组合或叫着“雕塑”——语言的雕塑，诗的雕塑。
鉴于本文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仅作一点参照。
［注］“叙事”作为一种诗歌修辞策略的引进，在当代大陆诗歌发展中，渐次分流为两种走向：一是以口语为主的、民间化的“叙事”，一是以书面语为主的、泛学院化的“叙事”。本文中讨论的“叙事”，主要就前者而言。当然也不乏对后者的指涉与参照，并认为有些基本的问题是一致的。
2007-5-5于西安印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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