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面向世界：中国当代文学还缺少什么

作者：赵　勇

　　上面这种情况还不多见，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二种情况。因为写作在某些层面的不自由，所以作家往往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身心不舒展，思考就不到位，感觉也不活跃。长期与这种环境为伍，作家就会在无意识深处建立起一种审查机制，形成一种自我禁锢，甚至在妥协中逐渐认同这个环境，以为这就是写作的自由境界。而在这种写作状态下出现的文学，只是某一方面片面发展的文学，却不可能是健全的、成熟的文学。因为在写作中，一些思想的维度是不应该被事先删除的，它们不一定就会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却保证着艺术世界的精神亮度。你事先把一些可能带来麻烦的思想维度消灭在萌芽状态，它们没有参与你的艺术世界的建构，你的艺术世界怎么能够丰满完善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英国作家福斯特才深切体会到自由对于作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家自身必须感受到自由，洋溢着自信，没有疑虑，内心安详，才能进入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也才能写出好作品。“假如他对可能被禁止表现而惴惴不安，他可能干脆变得害怕去感受。即使是心怀善意的政府官员也很难明白这一点。他们的头脑构造跟艺术家的太不一样。官员总是以为封禁一本书只是一本书的事，他们不明白由此可能毁掉作家头脑里的创作机器，使他再也写不出好作品来。”因此，“唯有得以品味自由的人才会有成熟目光”（《现代的挑战》）。我觉得反向思考福斯特提出的问题也可以成立，这就是：不能充分体验自由的人，他的目光很可能有短视或盲视之处，他所建构的艺术世界就会变得残缺不全。
　　当然，说到这里，我也想像福斯特那样进一步指出：我无意夸大自由的意义，自由并不能为杰作的诞生打下保票。许多时候，艺术杰作甚至诞生于极不自由的环境里。这样，能否写出好作品与写作是否自由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复杂微妙的关系。所以，面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些作品，我常常会想到处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索尔仁尼琴会如何处理这种题材，流亡法国的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会如何使用这种题材，写过《写作的自由》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又会如何面对这种题材。或者，我们也可以想想，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会怎样进入这些题材当中，会从这些题材当中思考出怎样的问题。经过这种横向、纵向的对比之后，我常常会对中国当代的一些重要作家感到失望。他们固然缺少一种超越写作不自由的能力，但面对尴尬的自由状态，他们似乎更显得不知所措。结果，他们的写作在“器”的层面也许变得越来越成熟，却无法在“道”的层面有大作为。我想，这是无法完全打开心狱的作家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林贤治先生曾把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分成三个梯级：一般性作品、独创性作品（优秀作品）和伟大作品（经典著作）。他认为“在平庸的时代里，只能产生这类一般性的作品。独创是少有的，因为它需要的是自由精神，而这精神，更多地存在于可生可死的大时代里。有鉴于此，可以推断伟大的事物不可能出现。中国为什么会有鲁迅呢？因为‘五四’前后有一种自由的空气，在他周围，有一个较为庞大的优秀的知识群体”。（《自制的海图》）我非常赞同林贤治先生的区分，也同意他所作的基本判断。我还想补充的是，平庸的时代形成了自由精神的匮乏，自由精神的匮乏又会使这个时代变得更加平庸，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而我们的文学如果没有自由精神的引领，它就只能匍匐在地上爬行，它折断了飞翔的翅膀。
　　许多年前我曾读到过一段文字，我愿意以这段文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为了得到一枚铁钉，我们失去了一块马蹄铁；为了得到一块马蹄铁，我们失去了一匹骏马；为了得到一匹骏马，我们失去了一名优秀的骑手；为了得到一名优秀的骑手，我们失去了一场战斗的胜利；为了赢得一场战斗的胜利，我们失去了一位国王；为了得到一位国王，我们失去了全部的自由。啊，自由，你这生命之盐！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