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如此心态无异于自取其辱
作者：韩石山
还有一点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一个７０岁的老人，见了美国那些天真活泼、无拘无束的孩子，怎么就那么反感。共两次。一次是负责接待工作的哈佛工作人员Ｆｒｙｅ先生，觉得赵先生受了委屈，主动提出请赵在他家吃饭（这绝不会是节目单上安排的），赵去了。４月１１日的日记里说：“Ｆｒｙｅ先生的房子不在哈佛校内，而在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小镇的一条小街上，房子买下已经五年了，小二楼，显得旧一点……五岁半的儿子带着一脸的阿拉伯人的神气，用盔甲把自己装扮成中古武士，拿一柄木剑到处乱砍乱刺，还在地毯上乱打滚。我心里想，这就是美国儿童的典型模样了。”第二天杜维明请他到家里坐坐，日记中说：“夫人是美国人，新生一个儿子，另一个四五岁的儿子，也跟Ｆｒｙｅ的儿子一样‘无法无天’。”对接待他的人的孩子，全无一点喜爱的表示。
事实的考证大致就是这样。
据此，我认为，周一良先土在为杨联陞辩护上，是过了头，他没有考虑到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提出的质疑，即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确是有道理的。至少赵俪生的日记是“重写”过的，就不能免除夸大乃至虚构的成分。
至于谢泳先生，他在大的判断上没有错，但是，扯得太远了。赵俪生打电话求助，属突发事件，在那一瞬间，杨联陞只会就眼前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怕不会像过电影一样想起当年这些中间偏左的同学，怎样让他觉得讨厌。若赵不是这样窝囊而小气，真的是病在旅馆中，别说是清华的同学，就是任何一个中国来的学者，纵然不能亲自去解救，也会委托朋友去帮助的。
对这件事，我们还是应当从长期隔阂之后，大陆学者与美藉中国学者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及两种文化的冲撞上去看较为正确些。最主要的是，大陆某些学者的那种自得自负而又愚蠢固执的态度，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清华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几十年间也还在大学教书，怎么竟落到在美国寸步难行的地步？怎么人家稍示好感就乐不可支，稍有不周就闹着要回家？一到美国，接待方通过领事馆给了他一个大纸包，“里面有很多通知事项，外附一封信，装有我旅美６０天的费用４８２０美元的支票一张，还有《医疗保险》一本”。这样的安排可说是够周到的了。对一个稍通英语的人来说，有了这些，在美国是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但我们的赵先生却不会使用游行支票，甚至不会打电话，也就难怪心里焦躁了。《医疗保险》也是一次都没用。说来说去，就是少了一个贴身服侍的人，凡事都给他办好，饭时领他进餐，出门领他上车。
按说赵俪生先生也是受过大苦的人，曾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勒令提前退休，能去美国访学一次应当珍惜，入乡随俗，凡事将就，只求开阔眼界，增加学识就行了。结果是这样一趟不愉快的旅行，学术上可说一无所获，真是匪“夷”所思。这就要从赵先生几十年间的思想路数考虑了。赵先生虽说受了那么多的苦，但他心里还是一直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红色教授，看看他的主要学术成就不难明白，他是研究农民起义的，这在当年可是吃香的学问啊。到了美国，处处要显示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品格，辨别是非的觉悟，凡人都要分他个敌与友，凡事都要判它个宰不宰。这样的心态，不用别人侮辱自己，自己就先把自己侮辱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怎么能这样随意篡改、编造日记呢。他没有想到杨联陞是个写日记的人，更没想到周一良会托人将杨这天的日记从美国抄了回来。更更没想到在他“重写”多少年之后，有人会对此案一审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