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胡适为何不反鲁迅？
作者：朱健国
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９日，在《通讯》（《华盖集》）——致徐炳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猛进》周刊的主编）信中，鲁迅批胡适“躲进书斋去”“救出自己”；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３０日，在《从胡须说到牙齿》（《坟》）中，鲁迅二批胡适“救出自己”论；
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译文序跋集》）中，鲁迅三批胡适“躲进书斋去”“救出自己”。
结果，一言不驳鲁迅的胡适，开始用行动回答鲁迅——
１９２９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说“以党治国”的国民党“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
１９３０年，胡适又给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写信，批评国民党：“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们心服的。”
但鲁迅仍然要以更高标准“责备贤者”，继续猛批胡适——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日， 在致台静农（《书信》）信中，鲁迅批胡适“攻击民权同盟”，反对“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
１９３４年３月，在三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中，鲁迅批胡适“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论；
１９３３年３月５日，鲁迅在《王道诗话》（《伪自由书》）中批胡适“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
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在致曹靖华（《书信》）信中，鲁迅批胡适“和官僚一鼻孔出气”。
在这样激烈的批评压力下，胡适虽然痛苦，但思想却更加清醒了。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鲁迅逝世后，他欣然接受许广平邀请，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出版《鲁迅全集》而出力，制止对鲁迅的偏见批评，后来更是走上了直接批评蒋介石的自由主义勇敢大道（鲁迅生前也从未直接批评蒋介石）——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已过花甲之年的胡适，当面批评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不久，又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再次批评蒋介石破坏言论自由关押雷震……
可以说，鲁迅与胡适，相反相成，相依共生的过程是：“胡先催鲁，鲁后促胡”——１９１９年“五四”之前发起新文化运动时，是胡适催生鲁迅——如果没有胡适在１９１７年提出“文学改良”的纲领，掀起“白话文运动”的“文学革命”浪潮，鲁迅能否在１９１８年就写出《狂人日记》等“呐喊”名篇，实在很难说；若是鲁迅不在１９２５年接连尖锐地批评胡适，胡适能否坚持自由主义终生，也是很难说的。任何伟人都是在压力与监督之下成长的，除了社会制度的压力，鲁迅与胡适也互为思想压力，在相互监督鞭策中，共同生长，共同伟大。
鲁迅与胡适都不是神仙圣人，他们单个人的精神能力是有限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只有当他们互为压力，互相监督时，他们才有了伟大的业绩。
王元化先生转引过一段哲理之言：“承认人的精神能力的有限性，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思想品行。我们总希望自己能知道一切，重视断言和肯定，却未必能够理解怀疑的意义，不愿意象苏格拉底那样说‘我知我之不知’。相反，一旦认为绝对或终极真理可知，就会很容易宣称终极已经达到，那么剩下可做的事情当然不会是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而是对异己的讨伐了。”如果“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或干脆是真理的代表，以真理自居，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余地”，就必然“从而无形地限制了自由思想的空间，给专制主义预备了必要的精神土壤”。
今天的“抬胡贬鲁”或“扬鲁批胡”，皆是想破坏鲁迅与胡适的共生态。承认任何伟人的精神能力和理性也是有限的，是鲁迅与胡适能够互为共生因素的前提——中国近五十年来，再也没有出现鲁迅与胡适，就是这种以为某一个伟人、哲人可以拥有绝对可靠和足够的精神能力和理性的“抬胡贬鲁”或“扬鲁批胡”思潮在作怪。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鲁迅没有了，胡适也见不着真影，只有焦大似的假鲁迅，只有强令人们都进行“公民写作”的伪胡适！
也许探明鲁、胡共生态的产生基础，才能再生胡、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