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胡适为何不反鲁迅？
作者：朱健国
１９２４年６月７日“寄胡适之信”；
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６日“赠胡适之《小说史略》下一本”；
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２日“理积存信件，中有胡适之信，七月十三日发”；
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３日“下午寄胡适之信”；
１９２４年９月２日“夜得胡适之信”；
１９２６年８月４日“得凤举信，附胡适之信”。
从这些信函来往中可知，当年是胡适主动与鲁迅交往。胡适第一次与鲁迅信函联系，时为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２日，虽是请鲁迅转交其二弟周作人之信，但仍算是胡适婉转先与鲁迅写信联络；直到一年半后， 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鲁迅于午后“得胡适之信”——如果《鲁迅全集》的史料没有遗失、隐瞒或篡改，这是胡适正式直接与鲁迅书信联系的“胡适第一信”。
《鲁迅日记》又透露，胡适在与鲁迅直接写信前，先与鲁迅有两次聚会，一次是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３日——正是“五四运动”期间，“夜胡适之招饮于东兴楼，同坐十人”；一次是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９日，“晚与二弟（周作人）至（北京大学）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也，夜半归。”（《新村正》 五幕新剧（话剧），天津南开新剧团集体创作，北京大学新剧团排演时将原有五幕压缩为四幕）。此后，胡适专程拜访过鲁迅一次：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７日，“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鲁迅亦回访过胡适：１９２４年６月５日，“访胡适之不见”。
总结起来，胡适与鲁迅的交往细节有，喝酒２次（其中一次“酒半即归”），看戏１次，拜访一次，信函３３封（胡信１７封，鲁信１６封）；相互赠书９次：胡适３次赠书鲁迅： １９２３年２月５日，“胡适之寄《读书杂志》数枚”； 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７日，“胡适之赠《西游记考证》一本”；１９２４年６月２日，“夜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中国文学》各一本，还《说库》二本”；鲁迅回赠胡适书６次（其中有一次代购）：１９２３年９月１日，“下午以《呐喊》各一册丸山及寄胡适之”；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２日，“赠玄同、幼渔、矛尘、适之《小说史略》一部，吉轩《呐喊》一部”；１９２４年１月５日，“下午后寄胡适之信并文稿一篇，《西游补》两本”；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下午后寄胡适之信并《边雪鸿泥记》稿本一部十二册”；１９２４年２月１６日“晚寄胡适之信并百卅?眼廿?演回本《水浒传》一部”（此次为代购：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２日“得胡适之信并书泉四十五元”）； 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６日“赠胡适之《小说史略》下一本”。
从胡、鲁相互赠书发生在１９２３年２月５日至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６日，可想胡适、鲁迅的友情高峰是在１９２３年下半年到１９２４年上半年的一年里。这一信息可见，虽然“五四运动”期间，因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鲁意见并不一致（鲁迅接到的“胡适第一信”就是述说“政见不合”——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鲁迅“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５日 “夜得胡适之信”——两次得到的内容都是“胡适写信给《新青年》同人，指责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过于鲜明’，提出‘不谈政治’，改变编辑方针”，“１月３日，鲁迅收到他第一封信，即复函反对；２５日得第二封信，又签注反对意见，转钱玄同”。）但是这一重大政见分岐，不但没有影响鲁迅与胡适的友谊发展，反而在后来的两年里有了加强——因为在１９２３年２月５日至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６日发生的“胡、鲁相互赠书热”就是明证。
然而“胡、鲁友谊高峰”却在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６日之后骤然冷却，戛然而止。所以者何？
一种原因，可能和鲁迅与周作人绝交有关。鲁迅与胡适的来往本因替周作人转信而起，而据“鲁迅大事记”：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１日，鲁迅往八道湾十一号旧宅取书及什器，又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４日，鲁迅“与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当晚即改在自己房内用餐，不再与周作人等一起吃饭”。７月１９日，鲁迅“又接到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交信，兄弟二人，就此绝交”。８月２日，鲁迅“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这一事件，让胡、鲁交往少了一个媒介，失去了一个从中缓和矛盾的协调者。
更深层的一种原因，可能与鲁迅彻底走出体制，从体制内（教育部）走到体制外有关——到了体制外的鲁迅，与坚持留在体制内并不断受到“青睐”重用的胡适，其生态差距和思想距离不可避免地与日俱增。
鲁迅对胡适的批评
“《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胡适不能不明白，鲁迅对他的批评，既是有理有据的思想
批评与人性审视，又是代表弱势阶层对强权者的监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胡适如何能失去理性反驳鲁迅对他的批评？
鲁迅文集中涉及胡适共２０处，分为批评与学术引证，从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到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从中可见，鲁迅涉及胡适的文字，学术引证有３次，批评有１７次，可分为思想批评（９次）、政治批评（２次）、文化学术争鸣（２次）、意气批评（４次）。
多年以来，一些人常常模糊地以偏概全说：鲁迅的批评太刻薄太尖刻。现在通过对鲁迅批评胡适的精确量化分析，可知：在鲁迅对胡适的批评中，涉嫌意气批评只占总批评量的２３．５％。而“鲁迅批胡适”这个模型，足以代表鲁迅的整个批评范式。也就是说，鲁迅的批评只有２３．５％涉嫌“刻薄尖刻”，而其批评主体，则是理性而公道的。
鲁迅对胡适的思想批评共９次，发生在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至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８日期间，批评的主要问题是：“不谈政治”（１次），“躲进书斋去”“救出自己” （３次），“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 （１次），建议日本人“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３次），“灰色”思想批评（１次）。
鲁迅对胡适的“政治批评”，发生在“思想批评”之后，一共２次，一是关于胡适“攻击民权同盟”，一是批胡适“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先后在１９３３年３月１日，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
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有些也带有明显的意气，如说胡适“用惊叹符号”多，讽刺胡适作序常常有“博士般角色”，迁怒胡适的信徒弟子。鲁迅对胡适的这类“意气批评”有４次，时间先后是：１９２４年９月２８日，１９２６年５月２５日，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０日。
任何伟人的精神能力和理性也是有限的
经过一番细致核查史料，可知鲁迅对胡适的批评大多是有理有利的，胡适根本无法反驳。如“思想批评”中的“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问题，“政治批评”中的“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都是无可反驳的铁案——胡适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９日发表讲话，反对中国民权同盟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说什么“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反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这是完全越过自由主义底线，鼓吹“强迫的自由”的蠢话，估计事后胡适也自觉失言失态。由此可以推想，胡适当年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坚持，其实已滑到了犬儒主义的边缘，与御用文人已相去无几，是鲁迅的这一系列尖锐批评，使胡适受到棒喝震撼而没有继续下滑。
只要想想胡适后来对国民党的几次尖锐批评，都是发生在鲁迅对他的批评之后，鲁迅对胡适的思想监督与鞭策，就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