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自省、调适与其他
作者：韩石山
说，这个说，那个说，我全不讲，要讲就要讲出个新花样。看到书中第二回有这样的话：“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又一想，贾政的政，不就是“正”吗，贾赦的赦不就是“邪”吗，接下来贾宝玉对贾环(坏)，王夫人对赵姨娘，成对的多着呢，都是一正对一邪。叫什么好呢?不会也创立个什么说吗?于是我就给我的这个看法起了个名字叫“正邪二气说”。讲了，效果很好。后来我把我的这个看法给一位《红楼梦》研究专家讲了，他说你完全可以写出来，肯定是一家之言。能在《红楼梦》研究上自成一家之言，这是多大学问啊!到现在我也没写出这样的文章。我知道我的那点本事，不过是闹着玩，哪敢当了真呢!不过我的这个自立新说的意识，后来在写作和研究上，都帮了我不少的忙。
这样一比较，就看出自己的优长来了。后来我所以敢写文学评论，敢做现代文学研究，若说自信的话，就是在文讲所期间养成的。见过真正的大作家、大学问家，知道他们的本事有多大。他们的本事即便很大，也知道是怎么来的。不外乎多看书，多思考，我就是笨点，人一能之己百之，不就全有了。像我这样中常之材的人，要是没有在文讲所期间养成的自信，早就趴下了。当年跟我一块起步的作家，现在还在写着的，似乎已经没有几个了。
还有一点，从事写作，要随时调整自己的写作路子。人们往往把一时的成功，当作自己最大的才能，又容易把他人的不负责任的赞美，当作全社会的认同。比如写了篇评论文章，有人说你是评论家，你就觉得自己肯定是个杰出的评论家了。往后一门心思搞评论，碰到可写小说的题材也不写了，似乎一写了别的，就像一女事了二夫似地不贞洁。必须清醒，别人说这话很可能只是出于礼貌，有的说不定还是调侃，最多也是善意的鼓励，并不是什么科学的鉴定。在这上头，群众是最不负责的。最靠得住的还是自己。一开始，什么都写着，写着写着，就知道自己最擅长什么了。写上一段时间，觉得腻了，就换一种写法，或是换一种文体。不管写什么，只要写得好，就是自己的本事。写得不好，再多也没用。
在我写作的十几年里，写过小说，写过散文，写过杂文，写过文学评论。起初写散文时，朋友们说我的小说不如散文。后来写杂文时，又有人说我的散文不如杂文。当时听了很丧气。后来一想，都是自己的孩子，他不过是说老大长得不如老二好，老二长不如老三好，反过来，不就是一个比一个好嘛，这有什么可丧气的?后来我写起文学评论，做起学问，就没人说这话了。都好，你再说什么?
上面两节都说的是青春作赋，下面说中年治学。
四
有人或许要说，你说的中年治学，不就是王蒙说的作家学者化吗?不是的，不是一回事。王蒙的说法，是个技术层面上的事，顶多也是个修养上的事。是为了当好作家。我说的是观念层面上的事，不是为了当好作家，是为了不当作家。或者说是当不成作家了，去做什么。
1990年后，我对自己的小说创作失去了信心，主要是心灰意冷，没有了对生活的激情。文学创作，靠的就是激情，没有激情，就好比阉了的人绝不会生孩子一样。我是专业作家，这是我的职业，几乎是不可改变的。要维持作家的体面，还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发展自己的事业，怎么办?我选择了做学问。做学问也是写书，从写作上说，还没丢了作家的体面。只是这作家已不是那作家了。 ’
做学问上，我也是用了心的。具体做法是，一面选择一个大的题目慢慢地做着，一面不停地写小文章，，散文啊随笔啊，逮住什么写什么，时不时的，还写篇尖锐的批评文章。在这几个方面，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几年，光散文随笔集子，就出了六七本。
我是1994年春天，才开始做学问的，选定的课题是研究李健吾，写本《李健吾传》。1997年，李传出版后，又研究徐志摩，出了本《徐志摩传》。又把这些年写的有关现代人物的学术随笔，集结起来出版了本《寻访林徽因》。
选题上的斟酌，就不说了，要说的，只有两点，一是要舍得下功夫，要舍得花钱。
李健吾的现成资料太少，得自己查找。到写《徐志摩传》时，又倒了过来，现成资料多得不得了，得你去买。徐志摩办过《晨报副刊》，我去北京，见琉璃厂中国书店摆着全套的《晨报副刊》影印本，一套两千元。买不买呢?一狠心，买!后来还买了台湾出的《徐志摩全集》、《徐志摩新传》、《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一念之差没有买下，至今仍是憾事。大陆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套几千元，说买就买了。好多人，下功夫能做到，一到花钱上，就心疼了。写书原本是要挣钱的，还没挣回来，先就花了这么多，不是赔本生意吗?这个账，要看怎么算。年轻人可以这么算，中年人就不能这么算。你是半路出家，没有根底，要争取时间，早出成果，光靠慢慢地积累资料，要写成书到了猴年马年。对没有图书馆可依靠的人来说，不花钱，不买书，就别想做成一件事。
再就是，写法上要讲究。怎么写，也是大本事。要推陈出新，要花样翻新。只有不同凡俗，才能不同凡响。
我的《徐志摩传》，不管对我的学术观点赞同的还是反对的，对我的写法，都表示赞赏。不这样不行啊。在我之前，国内出版的徐传，不下十本。徐志摩的资料，谁也不比谁多多少。我下了三年功夫，花了不下一万元搜集资料，买了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徐志摩新传》等，想来想去，比别人多的，也不过是《小脚与西服》，托人从美国复印回的徐志摩硕士论文，再就是从旧报纸上查见了诋毁徐志摩的《伍大姐按摩得腻友》及打官司的详细报导，更多的是从常见书中钩沉出的。别人说是资料多么的丰富，只有我自己知道，仅此而已。就算资料不少，也得在写法上翻新，要不出版了，只是在十几本里加上一本，很快就被淹没了。这本书，我用的是旧史书的纪传体，就是把徐志摩当作一个朝代来写，徐志摩就是皇帝，他的朋友就是臣工。把皇上和臣工都写活了，整个朝代的是是非非也就清楚了。用这个写法，能不能获得成功，起初心里没有一点底，整整考虑了一年，才定下来。就是冒险也得冒了。用老办法写，肯定写不出新意，与其坐而等死，还不如冒上一次险，说不定还能出奇制胜。这一宝还真的押对了。
好多人都认为做学问是一件很苦的事，出成果太难了。我不这么看。一个爱读书的人，只要有相当基础，选好课题，有两年的时间，熟悉这个课题的材料，再用两年时间，潜心钻研，用一年的时间写作，五年之内，完成一本专著，不是难事。好多人也喜欢读书，只是太杂，逮住什么读什么，没有范畴，没有目的。年轻时可以这样，年龄大了就不好了。那就不是读书，只能说是消遣，跟打麻将没有什么差别。枉应了个读书人的名号。
我所以能在中年之际，转到治学上来，仔细想来，还得感谢我的十年的中学教员的经历。它让我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严谨的工作作风。比如，我只要看书，就要坐在桌子前面，一手压书，一手执笔，该划的划住，该写的记下来。写文章不说了，就是写信，也绝不潦草。
不久前在太原一所师范学院讲演，我给他们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能当几年中学教师，对他的人生训练，对往后的人生成功是大有益处的。好多人还没出学校门，就想着怎样转行，进政府机关，进外资公司，这是很可惜的。一个没有当过教员的人，他不会知道当教员对一个人的人生训练是多么重要。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如果还可以说有一点成绩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我在学校工作过十多年。人在年轻的时候，有两个工作是应当做的，一个是当教员，一个参军。它可以养成你良好的生活习惯，严谨的工作作风。当年我去山区当教员，是无奈的，多少还带点惩罚的性质，现在回想起来，应当感谢这个惩罚，要是当年让我当个小干部什么的，那就不是后来的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