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自省、调适与其他
作者：韩石山
写的，用在字词上。不是说用在字词上就写不出好文章，总是不如用在句子上收效大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似乎不能叫好小说，它的句子给人以陈旧感，像是旧小说，民国初年的章回体小说。而它的长处在于，人物新，意境新，尤其是那些精妙的比喻，奇思妙想，启人心智。
《红楼梦》人都说多好，要叫我说，也就那么回事。说它用的是白话文，因而有多大意义，勉强还能说得过去。可是它比《金瓶梅》迟了那么多年，它的白话文水平，远没有超过《金瓶梅》。全书叙事冗繁，没有多少生气。一个又一个的宴饮诗会，一会儿吃螃蟹，一会儿赏菊花，真的你看了就不烦?我看过一遍，连一句有趣的话都没记住，那时候年纪不大，感兴趣的是“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这些事。我总疑心，那些吹捧《红楼梦》如何如何的，要么是人云亦云，要么是假充斯文。至少许多老同志说《红楼梦》好，怕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红楼梦》是写四大家族的，大概他们认为，就是写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吧。明明只写了荣宁二府一个家族，怎么能说是四个家族呢?
鲁迅的文章怎么样呢?也不能不说说。他的思想之深刻，见识之超卓，都没说的，要说文章多么好，就未必了。一是行文干涩，不丰腴，没什么灵动之气，基本上是从古文脱出来的。读他的文章，和读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感觉上没有什么不同。说他是新文化的领袖，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实在是名不副实。要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古文大师，还差不多。借新文学之名，行古文学之实。大体上还是旧文人的路子。他的文章，包括小说，也是在字词上用功夫的。看鲁迅的作品，你很难看到一段情绪饱满、酣畅淋漓的话。他的文学主张就是练字，比如他说，写完之后，至少看三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删来删去，就剩下几条干巴巴的筋，丰腴没有了，酣畅也没有了。文如其人，他的文章就像他那个人。早期的作品中，还有些充满激情、愤世疾俗的句子，比如《纪念刘和珍君》等作品。后期的杂文里，就少有那样感情充沛的句子了，只剩下冷嘲热讽和杀伐之气。不过，我仍承认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只是说他是当不起一个新文学开山祖师这样的称誉。
现代作家中，文章写得最好的，一个是郁达夫，一个是徐志摩。好在情感丰富，意绪飞扬，句子清爽滋润而又新奇风趣。郁达夫的小说也就那么回事，他的散文和游记，真是太美了。徐志摩的文名叫他的诗名掩盖住了，实际上，徐志摩应当说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从写作数量上，也是散文多。最近我给花城出版社编一本《徐志摩集》，就以散文为主，让人看出他的散文家的真面貌。前几年，曾应一家出版社之命，编《徐志摩全集》，也是把散文放在前面。想把散文写好的人，真该多看看中国这两个最优秀的散文作家的作品。不看郁达夫的游记，你就不知道这个人多会写文章；不看徐志摩的散文，你就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大的才气，也不会知道他真实的思想品质，真实的社会理念。
看得多了，、你就会琢磨出一些大作家的好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是随意写出来的，不经意间就写出了好的句子，好的文章。比如鲁迅小说《祝福》里，写到祥林嫂后来成了乞丐，有这样一句话：“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段话里，“内中一个破碗，空的”，我当老师时，给学生上课讲到这儿，常有学生提问，韩老师，鲁迅为什么不说内中一个空的破碗，偏要说内中一个破碗，空的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好给学生说，这是定语倒置，为了强调空的，所以把它提出来放在后面。祥林嫂此时一无所有，纯粹是一个乞丐了，仅有一个破碗，里面还是空的。说是这么说了，心里并不踏实。是呀，有什么必要把“空的”二字移到后面写呢?等到自己也写起东西时，就明白了，这是大作家的即兴创造，不经意的创造。很有可能情况是这样：写到祥林嫂成了乞丐了，先写她的相貌，再写她的装束，乞丐的装束自然是手中一根长竹竿，再就是篮子和碗。写了“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忽然想到，这样写还不够劲，还该对这个碗作点修饰，便顺手加上“破的”。这样写了也觉得怪怪的，再一想，也挺新颖的，本来要打外弯勾，把“空的”划到“破”字前面去的，也就罢了。一个新的句式，就这样出来了。同一篇小说里，鲁迅还用了一句“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从成语“芒刺在背”稀释而来的，等于是把成语“芒刺在背”还原为白话文了。这个用法，告诉我们，写文章要尽量避免用人们习见的成语熟语，可称之为“语言的陌生化处理”。因为习见的成语熟语，最容易露彩，让人看出你的底儿。一陌生化处理，知道的，佩服你的机警；不知道的，那就白落一个精辟了。这都是文学语言的小技巧。最重要对文学语言的兴趣，有了兴趣，自会悟出其中的玄机。有了兴趣，等于是有了一把钥匙，能进得了门，也能登得了堂。
有兴趣，你就能洋洋洒洒地写下去，闲话废话都能说得有滋有味，没有兴趣，总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外憋，憋出来的肯定不是好文章。写文章，尤其是写小说，写散文，说白了就是说废话，所谓的语言艺术，就是废话的艺术。正经话，谁说都一样，没有艺术可言。只有废话说得好的，才叫会说话，才叫懂得艺术性，才叫文学语言。章克标先生写过一本自传，叫《世纪挥手》，原稿一百万字，编辑给删成三十几万字出版了。章老写信给编辑说：“一部书当中，一定要有许多废话、荒唐的话、无聊的话、可有可无的话、乱七八糟的话，才能成为一部好书。这是你我对于文艺观点立场的根本不同之处，是无法调和的。这次我完全依了你的办法，但我的意思也要向你说明作保留。”这位编辑，委屈归委屈，还是很大度的，把章老的话在《编后记》里引了出来，并说“老人的观点确是一家之言，而且也确实代表了一个流派。”还是不理解!我倒觉得，章老是确实懂得文章之道的。再想想，一个百岁老人，能写出一百万字的作品，运用文字是如何的娴熟，写作的兴趣是多么的浓郁。光凭这一点，就可说是个会写文章的。
光有兴趣还不行，还得有信心，否则你只能是个小作家，成不了大作家。有真本事，才能有大信心。怎么才知道有没有真本事，或是有太多的真本事呢?那就只有比较，拿你的作品和那些名家的作品比较。这个办法从理论上讲是行得通的，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人给你作这种评判。不是你周围没这样的人，是有了你也不相信。说你好，你不信；说你不好，你不服气。在这上头的，我的看法是，最好能有机会接触一些真正的作家。如果你真的有本事，你就会发现，你和他们一样，或是比他们更像个作家。这样一来，信心也就有了。当然不是说，你专门去看一个作家，刁难人家一番，以此来证明你的高明。那就太卑劣了。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最让我长信心的，是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一九八O年四月办的，学了半年。现在叫鲁迅文学院，我们这一茬学员习惯上仍说“文学讲习所第五期”，是接着上世纪五十年代丁玲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算的。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期。
我的写作经历很简单。中学时就开始写小说，投过稿，没采用。一九六五年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九七O年毕业，分配到山西省汾西县教书。一直在乡下教书，直到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才调到县城中学代高考复习班。“文革”中就写过一些作品，不多。粉碎“四人帮”后，写作仍不多，也就几个短篇小说。到了一九八O年，中国作家协会要办个文学讲习所，通知我去参加，山西就我一个人。
这次学习，真让我见了世面。往常说的那些大作家、大学者，见了一大批，丁玲、曹禺、秦兆阳、吴组缃、季镇淮、王朝闻、茹志鹃、张光年、冯牧，可说当代的文坛名家，能见的差不多都见了。那时候国门刚开，偶尔有海外作家学者来北京，也请来和我们座谈，记得有聂华玲、李欧梵等人。
我们这个班一共三十二个人。都是当时出了点大名或小名的青年作家，像现在还活跃在文坛上的蒋子龙、张抗抗、王安忆、刘富道、叶文玲、陈国凯、叶辛、陈世旭、竹林等，还有写《芙蓉镇》的古华，已经去世了的贾大山。当时已评过两届全国小说奖，三十二个人里，就有十几个获奖者。论名气，我是最不行的。起初见了班上这些名家，也是一愣一愣的，觉得他们怎么写得那么好啊!在他们面前，你只有感到羞愧。到现在我也没获过一次全国性的奖励，连省一级的都没有。
真是一伙人精!河北的贾大山，是第一届小说奖的得主，我们学习的时候，他的短篇小说《取经》就选在中学课本上，前几年这篇取下来了，又选了他的另一篇《花市》。这篇《花市》，就是在文讲所时候写的，刚写出来还让我看了。
不光是写作上，平日的言谈举止上，也能看出这些人的聪明。那时候毛主席去世不久，毛主席语录的影响还很大，不知怎么一来，讲习所的这些学员，兴起了一股仿造毛主席语录的风。甘肃的王萌鲜，编的一条最像，是这样的：“青年作家某某来信转去，请政治局的同志们一阅。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不习文而习舞，港台音乐，每周两次，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的文艺队伍，已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可见我在一九六四年的两个批示，并未引起全党重视。徐刚何许人也，查出告我。”那时刚开放，讲习所里每到周末都办舞会，常有外面的人来跳。徐刚是讲习所的所长，二个大好人。知道了这个背景，“毛味”就出来了，大气磅礴而又幽默风趣，关怀备至而又肃杀至极，你听了五体投地而又五雷轰顶。不是深得毛文体的三昧，绝难编得这么出神入化。贾大山也编过一条，更绝：“小叶的文章很好，闻上也很香，香有什么不好呢?女孩子家嘛，总是爱美的，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小叶是说叶文玲，一个很有才气的女作家，当时还年轻。
我虽说是个中常之材，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本事。
原先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多大的信心。我所以写作，最直接的动机，就是把自己从吕梁山里解救出来，把妻子和两个孩子从老家农村解救出来。和这些朋友相处了半年之后，我就觉得，写作这个活儿，我还是能干得了的，可以很气派地说一句：“斯亦不足畏矣!”
为什么呢?让我来算一笔账。这三十二个人里，最大的五十岁，最小的二十五六，大都是三十大几四十出头，我三十三岁，属中间偏下的。这是从年龄上说。从学历上说，绝大多数是中学生，大学本科毕业的，也就四五个，我是最年轻的。再就是，我当过十年中学语文教员，当时不觉得怎么样，回过头看，还是有品位的。学识上，训练上，总要高些。这一点，很快就显出来了。
那时在班上，常开讨论会，三个组，每个组都要推举一个发言的。我们组总是让我发言，说你是中学教员，你说吧。有一个星期，学了《活着，可要记住》，一本苏联作家写的中篇小说，写一个逃兵如何回到故乡，如何在妻子的掩护下住了下来，最后被处死了。学完又要讨论了，我们组又让我发言。我们开讨论会，外面的编辑也有来的，一教室的人。
讨论会之前，我作了精心准备。人要珍惜机会，给了机会就别放过。要说就要说出新意来，陈词滥调的话趁早别说。分析了这篇小说人物描写的成功之后，我说，人们总以为美丽的姑娘最值得写，最具有文学性，其实不然，少妇才最具有文学性，心理生理都成熟了，最容易写出人性的美来。并且断言，一部世界文学史，就是一条站满了裸体少妇的长廊。我的这段话，后来被同学们称之为“少妇论”。《活着，可要记住》的主人公叫纳斯焦娜，书中有俄文原名，我学过六年俄语，一看就会念，发言中说到纳斯焦娜就用俄语念，听的人佩服得不得了。
后来还有一次，是讨论《红楼梦》。听吴组缃等几个先生讲了之后，又看了些资料，什么曹雪芹自传说，什么顺治董鄂妃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