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许建国与三大要案的审理
作者：杜 超
听了许建国的话，彭、聂两位心情也十分难受，彭真说：“我是边区的领导人，熊大正一案搞成冤案，责任在我。老许呀，从这件事看来，我军和地方的锄奸保卫工作还很薄弱，问题不少，人员素质也不是很高，你看你是不是和考察组的同志留在边区，加强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
聂荣臻也说：“晋察冀边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逼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华北敌人占领的大中城市，也是西北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因此，日军除了集中兵力频繁地进行所谓的军事‘扫荡’外，还多次秘密派遣特务打入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组织也从天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因此，边区急需要加强情报人手，我想在边区专门成立一个情报部门，由你指挥，你看如何？”
按照原定计划，考察完晋察冀边区之后，许建国就要带队回到延安。在后方机关工作与敌后边区工作相比，其危险性自然要小得多，工作也轻松得多，而彭、聂也只是向许建国提建议，许建国完全可以推掉。但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的大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好！”
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晋察冀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成立了，许建国任社会部部长，主管公安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
社会部一成立，许建国便着手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举行干部训练班。然后组织这些干部到各分区进行社会调查，深入研究边区的敌情和社情。随之，以这些干部为骨干，建立起各级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直到1943年，延安展开整风运动，许建国才返回延安，成为中央保卫委员会的三委员（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之一。
审理陈伯达警卫员被刺案
“呯”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顿时震惊了西柏坡村。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正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由于中央首长全部都在场，因此保卫工作特别的严密，以防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破坏，在这种背景下，竟然会发生枪响，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意外和震惊！
刚闭上眼睛没有多久的许建国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召呼警卫员：“快，出事了。”然后直往枪声响处奔去。
外围警卫员报告，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伯达的警卫员李子云被人打伤了。许建国赶到现场时，医生正在给受伤的李子云包扎疗伤。
许建国询问李子云：“怎么回事，怎么受的伤？”
李子云说：“今夜该我值班，刚才我忽然听到外面有响声，我就跑出来察看情况，只见南房有一个人影一晃，我再追过去，就被枪击中了。”他一说完，旁边的另一位陈伯达的警卫员孙伟也说：“我当时在睡觉，听到枪响就冲出来，确实看到南房有一个人影在晃动。”
许建国立刻说：“那你为什么不开枪呢？”
孙伟道：“我当时来不及开枪！”
“毫无疑问，这是国民党特务打的枪。”赶到的中央保卫委员会主任康生不经分析思考，就武断地下了结论，“立刻下令全村全县戒严，发现可疑人物可疑情况立刻报告。”
可以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绝大多数人都毫不犹豫地同意康生的观点，也难怪，如果不是国民党特务打的枪，那会是谁打的枪呢？
一向信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重证据”的许建国却皱着眉头沉默不语。从内心来说，他不赞同康生那么轻率地下结论，但康生是他的直接领导，他要在公开场合维护康生的形象，所以并没有出言反驳。事后，他亲自对现场、伤员以及内外警卫人员进行详细的调查，结果一下子就发现了4个重要疑点。
第一，伤员的伤口从里向外斜近，进口竟在大腿内侧，伤口小，外口比内进口高一寸，如果是如伤者所说，敌人是从南房向他开枪，那么伤口应该是不可能在大腿内侧，而应该是在外侧，而且伤口也应该比较大，外口应该与内进口相近。像李子云这种情况，应该是相当近距离枪击才能造成的。
第二，现场有一颗“七九”式步枪子弹壳，距李子云血迹左前方两三尺远，而李子云的用枪正是“七九”式步枪，这更说明枪击是极近距离发生的，否则子弹不会穿过大腿，而会留在大腿内。
第三，院内的南房是村副大队长的住房，枪响时他正在室内拿东西，并未听到房子附近及房上有任何响声；而且枪响之时中央保卫人员正在陈伯达住房的大门前向南巡视，他们也没有发现房上和房下有任何异常现象。
第四，孙伟的举止反常。孙伟以枪法好、反应快著称，并且有14年警卫员的经验，当他听到枪响之后冲出来，看到南房上有人影一闪，他竟然没有开枪，这确实很奇怪。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任何人的第一反应都应该是开枪，更不用说像孙伟这样的老警卫员！
在康生召集的讨论会上，在绝大多数人仍一口认定是国民党特务打的枪时，许建国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把4个疑点提了出来，一时震住了所有的人，大家这才感到他们确实是有些轻率。
一向自负的康生也不由得问许建国：“那么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许建国道：“从上述4个疑点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是特务打的枪，而很大可能是李子云自伤，而且孙伟说了假话，他很可能知道内情。”
虽然许建国的分析相当严谨，但是康生并未采纳许建国的意见，而仍然坚持此枪击案件乃是特务行为，他甚至拒绝许建国调查李子云、孙伟及要陈伯达配合工作的建议，仍然下令全村全县大搜查。
许建国当然不知道，康生为什么坚持要说枪击是特务案件，因为康生想借此事邀功请赏，如果他能够把特务抓住，那当然是大功一件。但是如果是警卫员李子云自残，那么破这件案子的意义就小得多，而且还会有负面影响，会被人说成是他这个中央保卫委员会主任教育无方。尤其是怕毛主席，因为当初就是他亲自点名让李子云给陈伯达当警卫员的，而陈伯达又恰恰是毛主席的秘书，因此，他宁可这个案子破不了，也不想弄清事实的真相。
许建国没有办法，只有私下里找陈伯达了解情况，并建议陈伯达做一做李子云的工作。但是，陈伯达一口否认他的警卫员有问题，并拒绝了许建国的建议。
由于侦破的方向完全错误，案件当然毫无进展，不仅如此，还有许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变成了暗杀中央首长的国民党特务嫌疑人，受到了严刑拷打，有的还抓进了监牢。
就在许建国心急如焚之时，又有一起大案发生了，后勤部所在地的大伙房竟发生了一起投毒案！
原来，大灶管理员李方林在对菜锅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了菜锅里有一些可疑药粉。他便产生了怀疑，遂把药粉拿去化验，结果证实，那是毒药砒霜，而那锅菜应是由炊事员王河炒的。李方林即忙把情况报告给保卫委员会，康生立刻下令逮捕了王河，并声称，这两起案件都是想谋害中央首长，谋害毛主席，绝不是孤立而是有联系的，言下之意是说枪击案件也是王河做的。
王河受到了严刑逼供，但他一直大呼冤枉，拒不承认，结果一连被打昏过去了多次。一向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不赞同刑讯逼供的许建国心中虽然焦虑，但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王河有罪或没罪。
在康生审理王河的时候，许建国亲自来到了后勤部炊事组，将炊事组的同志一个个地找来谈话，了解情况。交谈之中，老炊事员老谢的话引起了他的高度注意。老谢说：“王河这个人通过我的接触，感觉他不像是国民党特务。小伙子人挺本分，手腿也勤快，就是有点色，我都劝过他好几回了，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最容易引起是非，可他不听，结果，咳……”老谢说得直摇头。许建国紧紧地追问道：“老谢，你说他有点色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情况。”老谢看着许建国欲言又止。许建国严肃地说：“老谢，人命关天，你可要说实话呀，否则，真要出一个冤假错案，你这一辈子良心过意得去吗？”许建国的一番话震动了老谢，他四处看了看，终于低声说：“许委员，您说得对，人命关天，我非对您讲实话不可。打枪这个事是不是王河干的，我不知道，所以我不乱讲。但是下药这件事确实有点蹊跷，王河他没道理也没理由在菜锅里下毒呀！会不会是李方林故意裁赃给王河呢？他们两个是有矛盾的啊，别人不知道，我可清楚呢？”“哦？”许建国动容道，“他们俩有什么矛盾？”老谢一拍大腿：“女人嘛，村里的王寡妇男人死了七八年了，一个人很寂寞，因此行为很不检点，经常主动勾引男人，王河就是被她勾去了魂，我怎么劝他都不听。但是李方林也同王寡妇有一腿。有一天晚上我起床撒尿时，发现李方林正在敲王寡妇的门，王寡妇把门开开，李方林一头扎了进去。后来我为了王河好，就把这事讲给王河听，要王河再不要和王寡妇来往。结果王河不但不听我的，还跑去质问李方林。两人打了一架，因为这事说出去丢人，所以谁都不知道，只有王河告诉了我。我又劝王河说人家是管理员，你惹不起的，不要再和王寡妇来往以免惹火烧身，但是王河就是不听我的，还是和王寡妇打得火热。我看得出来，李方林是十分恨小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