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我所经历的天安门前国宝盗窃案
作者：丁大华
震惊全国的“史孔和”盗窃案，被不情愿地列入了十年大庆的日程表上，也载入了国家博物馆的史册。
三、周总理的深谋远虑
“史案”牵动国魂，它的政治影响比人们估计得要严重得多。
若在乎日，丢失文物虽然事关重大，但很难惊动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但此时此刻，情况却非同小町。作为一国总理，十大建筑和十年大庆的总指挥，周恩来想得比任何人都要深远：它涉及十年大庆可能要露丑。这里最让人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盗宝案如系海峡对岸直接策划，或与之有着哪怕一丝一缕的联系，那麻烦可就大了。“史孔和”万一在海峡对岸登陆，就肯定会在蒋某人的案头亮相。那时，海峡对岸将怎样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大做文章，实在是个未知数。
虽然中央及时下达了命令，再三强调要绝对保密，不得外传；如果“史孔和”案泄了密，要追查到底；不管查到谁，都要以党纪国法追究责任，绝对严惩不贷；但这里不能不估计到，“史案”消息传到海外，蒋氏喉舌和西方各大通讯社也会加枝添叶，大肆渲染。总之，“史案”一旦曝光，其直接和间接的损失都是很大的，甚至是我们不好估计的。正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声誉，周恩来总理立即批示，公安部党组多次研究，把它列为大案要案，限期侦破。
四、“史孔和”——一件极为罕见的西周量器
“史孔和”到底是什么宝贝?这是一件3000多年前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其形态如蛐蛐罐。大小如成人拳头。高、宽各约10厘米，呈深古铜色。从铭文、成色、神韵、锈迹、造型和品相上断定，均为西周时代铸造。别看“史孔和”个头并不显眼，因其内部载有“史孔作宝和，子子孙孙永宝用”的铭文而身价陡增。大名鼎鼎的中国青铜器之王司母戊鼎也才只有三个字的铭文。而“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却是西周青铜器特有的标志性用语。举凡铸有这一铭文的青铜器基本可以断定为西周时代无疑。年代既能确定，其身价也就不可估量。50年代初，故宫以450元(折合现在价格两万元左右)将其从琉璃厂收购。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可观，但到了西周时期，已经较少用于实际生活，而以庙堂祀祠品居多，做成量器的极为罕见。因为铭文中的“和”与我们这个农业古国沿用了两三千年的担斗升合的“合”字在古代是通用字，多数考古学家据此推断，除作为祀祠品外，从容积大小分析，它很可能就是西周一位名为“史孔”的贵族或诸侯国国君铸造的法定量器——合。有了基础标准量器合，就很容易估算升、斗、和、担的容积与重量，从而为计算那个时代粮食产量和商品粮交易状况提供了计量基础。如能进一步证实，“史孔和”就能为研究自西周的计量单位与粮食产量提供弥足珍贵的实物证据，故而从故宫奉调入馆。在预展征求意见时，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历史学家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尚钺等都被“史孔和”的铭文所吸引，驻足良久，异口同声地称赞它是中国计量史、农业史研究上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
五、大问讯室里的升级战
案发之后的那些日子，平日欢声笑语的博物馆变得一片沉寂。举凡与博物馆有牵连的一切人都成了被怀疑对象。包括正在做收尾工程的建筑工人在内，几乎所有涉案人员都经过了反复问讯和调查，作出书面交代。我和杨文和、赵桐臻更是本案重中之重的角色，已经被变相隔离审查。公安人员与我们的谈话、问讯已经不计其数。我所写的“交代”材料足足有一尺多厚。
事实上，直到案破之日我才知道，当时案情侦查殃及面之广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我父亲在解放前是跑单帮的古董商，案发后立即受到严密监视，每天要如实向领导汇报下班后的行踪(星期天节假日的活动要书面汇报)。母亲被迫中止了街道治保主任工作，悄悄地躲在家里流眼泪。这在当时跟打成右派一样难受。两位哥哥也被暗中监视，停止参加党课学习。妹妹被停止团课学习。急得大哥在内蒙古、二哥在北京抓耳挠腮，因为要严格遵守“组织原则和纪律”，又不敢互相打探。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当我在案发后得知我初恋女友家中一位亲戚在香港，诚惶诚恐，为了不致牵连，立即给女友写了绝交信，弄得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后来还借参观机会来馆中看望我，并告诉我她的电话。出于安全考虑，我没敢与她联系，她也怪我太“无情”。他们万万想不到，就是我这个在家庭和社会表现最为出色的弟弟的单位出了差子，我成了位居“三鼎甲”的嫌犯，家人和恋人只好都跟着吃挂落了。
经过无数次个别谈话和两次大规模查察问讯，案情侦破仍然毫无进展。周总理批示无疑是一道“死”命令，令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北京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高级探员，焦急万分。沉寂了几天之后，一轮经过精心准备的新的案情调查问讯在一间百余平方米的室内进行。
大问讯室充满紧张与恐怖。那些终年伏首秦砖汉瓦青灯黄卷的儒夫子们，个个灰头土脸，精神委顿。
在侦查处长李宝亭的指挥下，进入会场的人都被安排在指定位置就坐。有几处座位显然经过特殊安排。作为第三号嫌疑人，我被安排在长条桌另一端正中位置。对面就是主持人李宝亭。“一号”赵桐臻和“二号”杨文和分别在长条桌两侧相对而坐，相比而言，显居次位。
虽然在此之前我在幢幢疑影里排行“老三”，但如此安排，情况陡变。我无疑已经升格为本案的“龙头老大”了。这对我来说无异于已经判刑。虽然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悟出这是公安部门煞费苦心布置出的声东击西歪打正着——一种最简单又令人费解的战术，可是当时你就是借我点胆儿我也不敢往这儿想呀!
会场出奇的寂静。我已经预感到，屋内可能有照相机正暗中对着我拍照(事隔多年，我才从内行那里得知，我的猜测绝对正确)，以从我们面部表情的瞬间变化分析出是否在说谎。
讯问的招数更是别出心裁：自我怀疑，自我揭发。李宝亭板着铁青面孔说：不用说大家也明白，今天到会的，都在重点怀疑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必须对党忠诚老实，首先要把自己当成“史孔和”的盗窃者，主动揭发自己的犯罪动机和根源。当然，你不想说也行，我们并不强迫。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重证据，不无原则地相信每一个人；也不无原则地怀疑每一个人。这种有罪设定的问讯方式在那个年代几乎司空见惯。虽说眼下还只是问讯，但李宝亭的这一招可跟审讯毫无二致。
会场呈现出沉默。
我不断嘱咐自己快点发言。可是，该说的我差不多已经说过多遍了，还能“自我揭发”出什么新鲜玩意儿来呀?我终于第一个站出来“主动揭发”自己：我是盗窃案的最大嫌疑人。首先，我是个刚走出学校门的穷学生，手里缺钱花，很可能想偷出文物换俩钱，有作案动机；其次，我老爸是古董商，在旧社会吃了大半辈子古玩，懂得行情，在古董行交际广泛，会指使我偷窃文物，有作案背景；第三，我是“史孔和”的直接看守者之一，监守自盗可能性最大。那天四周没人，就我一个，顺手牵羊很方便，有做案的时间和条件。我带着书包，悄悄装起来没人能发现。我“坦白”得很“彻底”了。
“大华同志，我觉得你说得还很不够。你再把 17号那天下班前的经过说一遍，一分钟一分钟地说。你再细想想，你离开时柜子里到底是多少件文物。你的这段记忆直接关系到这个案子的侦破方向，我们希望你再慎重地好好想一想!”李宝亭说。
17件!也许是18件吧……不，就是18件……我紧张到了极点，谢天谢地，总算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