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民国“怪杰”石瑛
作者：王 谦
石瑛坚决地说：“我的科长决不迎接敌人!”“啪”地一声，石瑛挂上了电话，脸色冷漠地向秘书口授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说完便写辞呈。
汪精卫起用石瑛的初衷是为了给自己装点门面，可石瑛却如此不买他的账，总是与他的“亲日和善”唱反调。接到石瑛的辞职报告后，这次他提笔就批准了。3月26日，汪任命马超俊为南京市长的消息见了报。由于石瑛拒绝迎接日本代表团，《中央日报》预告的盛大欢迎场面没有兑现。20日，日本《朝日新闻》访问团的成员在阴沉的天气里、清冷的欢迎队伍前钻进汽车。汪精卫惟恐此事会触发中日关系这根脆弱至极的神经，故而迅速任命了马超俊。南京官场民间清楚地看到，汪此举与一午前的苦苦劝留石市长相去何其远?日本方面则对汪精卫的做法表示满意，在石瑛辞职的消息见报的第三天，日本特使有吉便代表日本外务省接见汪精卫，答谢招待《朝日新闻》访问团的盛意，汪以放逐一个有胆识的抗日市长表示对日亲善，实在使日方大喜过望。
与共产党合作，举办汤池训练班
1935年7月，在冯玉祥的力举之下，石瑛出任考试院铨叙部长。1937年秋，在日军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之时，石瑛回到武汉，再任湖北省建设厅长。是年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12月13日，南京又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党政军重要机关迁至武汉办公；其首脑人物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何应钦等都到武汉；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亦云集武汉；中国共产党早在这年的10月于武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一时间，武汉成为抗战的临时首都。
这年秋天，董必武来到武汉，住汉口安仁里一号，过去的一些朋友石瑛、张难先、严重、李书城等都前来看望叙旧，董必武也一一作了回访。其中石瑛是董必武读湖北文普通中学堂的同窗、辛亥革命时的老友。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董任民运部长。他找到石瑛，介绍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今后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等重大问题，要求石瑛考虑如何运用所管的建设厅等机构，做一些有益于抗日战争的工作。石瑛正想为抗日做点有益工作，当场表示很愿意为抗战出点力。
石瑛向董必武表示：“我那个建设厅有个农村合作委员会，由我兼任主委，这个委员会所担负的任务是：训练合作干部，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村贷款，发展农村经济，需要训练干部到各县农村开展工作。”他深为感慨地说，“现在国民党训练出来的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只想做官，捞薪水，不能干事。我想，希望能用共产党的教育方法办训练班，培养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发动群众抗战，请共产党派人领导，你看如何?”石瑛的想法与董必武不谋而合。学员来源不成问题，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不正有大批华北、东北来的学生吗!至于办学地点也不成问题，当时曾担任过湖北省建设厅长、陕西省教育局长的李范一，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弃官在家乡湖北应城县汤池办农业实验场，开设有米厂、榨油厂、织布厂、供销合作社等，与当地群众有一定的联系，这样工作起来就比较方便。董必武与李范一是好友，此事肯定能成。
董必武向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作了汇报，周认为利用建设厅的名义，国共合作办干部训练班这件事很好，很重要，要趁热打铁，赶紧办。派去的负责人既要在政治上完全可靠，又要懂军事，还要有一定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周恩来与董必武商量后认为派陶铸去最合适。陶铸当时担任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宣传部长，经历过监狱生活的严峻考验，立场坚定，又是黄埔军校毕业，有实际作战经验。之后，石瑛约董共驾小船在长江江面上进一步磋商办训练班事宜，决定将训练班定名为“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合作指导员训练班”。训练班主任由李范一担任，陶铸任教务主任，实际负责具体工作。
训练班很快招收了来自华北、东北和湖北本地大学生60多名，由陶铸带领前往应城汤池。1937年12月20日，汤池训练班第一期正式开学了，为期一个月，于次年1月20日按计划毕业。以后又接着办第二期、第三期，每期也是一个月。训练班在陶铸具体负责下，办得像“抗大”一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师生们住庙宇祠堂，睡稻草地铺，吃白菜萝卜。学员们每天黎明就起床，跑步做操。日常教学按计划进行，有条不紊，使课堂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办得红红火火，被人们称之为“小延安”。
汤池训练班开办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地要求入学者越来越多。同时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军统特务头子康泽调动别动队进驻距汤池仅4公里的皂市镇进行监视；国民党行政专员石毓灵亲自去汤池“视察”，一心想找到一点把柄；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卫挺生也去了汤池，还到皂市米厂、书店等处转了一圈，东看西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杨子福亦去过汤池；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同他的姘头一起去汤池，四处搜集。这些特务将所搜集到的情报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火了，责问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王明：“你们怎么在这儿办起红军大学和抗大来了?训练班是挂羊头卖狗肉，破坏统一战线!”只看重与国民党上层合作的王明马上指责陶铸：“训练班太左了!妨碍统一战线，就不要再办了。”董必武向王明当面据理力争，并要陶铸将训练班办下去，训练课程一律不变。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对石瑛施加压力，特务头子质问石瑛：“汤池红了半边天，你知道不知道?”石瑛说：“现在是国共合作，红了半边天有什么不好?何必犬惊小怪。”后来国民党方面直接提出来要石瑛停办汤池训练班。在此压力之下，石瑛有些动摇，他向周恩来、董必武请教对策。周恩来说：“日本帝国主义既不能一下子把我们逼上昆仑山，我们也不可能很快把日本鬼子赶下太平洋，一时一地的得失，乃兵家之常事。最后的胜利取决于以我地大人众之优势，压倒对方妄图速胜的弱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因此必须团结一切爱国的仁人志士，包括科学家、民族资本家和各方面的开明人士，共同奋斗。”周着重说明汤池训练班工作很重要，很有意义，应把它办好。董必武强调：“汤池训练班必须办下去。”石瑛坚定了办汤池训练班的态度。为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纠缠，董与石商量后，将第四期训练班的地点改在武昌，并同时在汤池开办“汤池临时学校”，以临时学校名遮人耳目，实为“换汤不换药”。
1938年4月中旬，汤池训练班第四期在武昌中正路(今解放路)120号开学，招收学员100多人。与此同时，汤池临时学校亦开始招生，不到一个月，招收学员80余人，办了两期，于是年10月结束。汤池训练班4期的学员共300余人，加上汤池临时学校毕业的300余学员，共计600余人。毕业的学员大多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到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各界抗日救亡团体，设立夜校教群众识字、唱革命歌曲，推销《新华日报》及进步的书刊，并秘密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些地区的基层组织。学员们后来大多成为鄂中鄂豫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因病去世，《新华日报》发短评评价
1938年底，石瑛因不与世俗苟合又一次辞职。1939年夏，在恩施当选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1943年因病赴重庆治疗，同年12月4日病逝。石瑛的逝世，在重庆的政界、学界、新闻界等引起了很大震动。他的盟友、时任国民党司法院长的居正当夜伏案挥泪写下了《哭六弟》的悼文，并用缎布写下赞许石瑛的挽。联：“律身以俭，接物以诚，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中央日报》辟专栏登载悼念石瑛的文章，居正、吴稚晖、赖琏等人的悼念文章登了满满一版。武汉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同学会联合举行了石瑛的公祭，悼念他们尊敬的教授。共产党人给予石瑛先生以高度评价，在石瑛逝世的第二天，《新华日报》报道了消息，并发表了短评。短评说：“石瑛先生特别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的奢浮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先生那样能做官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刚从国民参政会愤然退席的董必武也带着花圈来追悼石瑛先生。
12月23日，在重庆夫子池新建的服务所大礼堂举行了石瑛的公祭仪式，重庆党政界要员几乎全来了。蒋介石对石瑛的逝世也不得不持以谦诚的态度，于是日下午3点，身穿藏青色丝棉长袍，臂戴黑纱，来到服务所礼堂。他没有去参加同一天举行的陈调元上将的追悼会，而来到这里。蒋的面孔透着少有的悲切，恭恭敬敬地双手擎起3炷香，在石瑛的灵台前站定，默默地鞠躬、插香，插一炷香鞠一次躬，鞠躬3次。插完3炷香后，他低着头在石瑛先生的遗像前默哀了三分钟，然后迈着缓缓的步子走出灵堂。灵堂正中留下蒋介石送给逝者的大花圈，挽幛上写有八个大字：“勋留党国，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