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葬初论
作者：宋 蓉 滕铭予
【摘要】本文试打破现代行政区划的界限，选取墓葬文化面貌相同的山东中北部地区的中小型墓葬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对随葬品中典型器的形态分析确立年代分期，其次分析墓葬各文化因素的构成和地位，并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不同的文化因素形成的原因。
山东中北部地区大致包括淄博、济南全境及潍坊、德州、泰安等地所辖部分县市，即汉初济北、博阳、临淄三郡及胶东郡以西（胶莱河以西）部分地区。
该区汉代墓葬资料丰富，发现了上千座两汉时期墓葬。其中，经过系统整理并发表的材料主要有：大武齐王墓[1]、金岭镇汉墓[2]、徐家村西汉墓[3]、临淄商王墓地[4]、章丘女郎山汉代墓地[5]、章丘普集镇汉墓[6]、洛庄汉墓陪葬坑[7]、济南张庄汉代墓地[8]、腊山汉墓[9]、潍坊后埠下墓地[10]、会泉庄汉墓[11]、青州戴家楼墓地[12]、青州凤凰台汉墓[13]、寿光三元孙墓地[14]、长清双乳山汉墓[15]、长清小范庄墓地[16]等，以及一些画像石墓，如淄博张庄东汉画像石墓[17]、黄土崖东汉墓[18]、青龙山汉画像石墓[19]、闵子骞祠堂东汉墓[20]、冢子庄汉画像石墓[21]。此外，平阴[22]、肥城[23]、宁津[24]、滨州[25]、泰安[26]等地也有零星发现（图一）。这些墓葬中既有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也有规模很小、随葬品简单的中小型墓。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以现代行政区划为界限，着眼于山东全省，成果主要集中在墓葬形制的探讨[27]和随葬陶器的类型学、年代学及区域特征方面的研究[28]。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山东地区汉代墓葬可以分为鲁北（泰沂以北，主要是潍坊、淄博、滨州、济南、德州、聊城等所辖县市）、鲁南（泰沂以南，主要是临沂、泰安、枣庄、济宁、菏泽等所辖县市）和胶东（潍河以东，主要是青岛、烟台、威海等所辖县市）三区[29]。本文的研究试打破现代行政区划的界限，选取墓葬文化面貌相同的山东中北部地区[30]（即三个区中的鲁北区）的中小型墓葬[31]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对随葬品中典型器的形态分析确立年代分期，其次分析墓葬各文化因素的构成和地位，并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不同的文化因素形成的原因。
一、典型器物的序列与分期
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时期中小型墓的随葬器物，按质地可以分成陶器、铜器、铁器。陶器是随葬品大宗，依据胎质的不同可分成泥质陶和铅釉陶[32]两大类。泥质陶数量最多，质地疏松，多为灰色或红褐色，烧成温度较低。绝大多数器物的腹部有一到三组戳印纹。部分器物的表面装饰白色陶衣，白衣之上再用红、黑、蓝、紫等色勾画图案。泥质陶器绝大多数组合简单，仅有2、3件陶壶或陶罐，且壶、罐共出者少见。铅釉陶胎质疏松，火候较低，器表施酱色或黄绿色釉。釉陶器器类丰富，有鼎、壶、钫、盘、耳杯、奁、熏炉、楼、井、磨等，这类器物出现时间较晚，数量也较少。
铜、铁器数量较少。铜器多为铜镜、钱币、带钩等生活日用器。铁器多为刀、剑一类的兵器。
由于泥质陶中的壶、罐、尊在随葬品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并且具有阶段性的形态变化，故本文选择泥质陶中的壶、罐、尊作为典型器物，并以这些典型器为切入点，来探讨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的分期。
（一）典型陶器的形态演变（图二）。
1、罐根据口、颈、腹、底部的形态分为4型。
A型敞口、直颈、鼓腹、小平底。上腹部常有刻划文字或戳印纹，下腹饰绳纹。根据颈、腹部形态可分为三式：
Ⅰ式，女郎山西坡M16∶1→Ⅱ式，商王M29∶1→Ⅲ式，商王M93∶1。
演变趋势：颈部增长；最大腹径处的转折逐渐明显，口部由卷沿变为方唇。
B型盘口、束颈，鼓腹、平底。腹部装饰弦纹、戳印纹，下腹部施绳纹。根据口、颈、腹部形态可分为二式：
Ⅰ式，女郎山东坡M8∶1→Ⅱ式，女郎山南坡M44∶2。
演变趋势：盘口逐渐加深，颈部增长的同时收缩的程度加大；腹部逐渐增高，同时器底直径减小。
C型无颈，口、腹直接相连，最大腹径偏上，腹部剖面似三角形。上腹部饰戳印纹，下腹至底拍印绳纹。根据口、腹和底部的变化可分为五式：
Ⅰ式，腊山M1∶9→Ⅱ式，女郎山东坡M6∶1→Ⅲ式，女郎山西坡M3∶1→Ⅳ式，黄土崖M1∶34→Ⅴ式，后埠下M18∶2。
演变趋势：口部由直口变得外敞；腹部渐扁，即最大腹径与腹高的比值逐渐增大。从Ⅲ式开始，器物底部直径明显增大。
D型敞口、大平底，腹部近似外鼓的长方形，腹部装饰一到三周戳印纹。根据口、颈、腹部形态可以分成二式：
Ⅰ式，后埠下M43∶1→Ⅱ式，后埠下M67∶1。
演变趋势：口部外敞的幅度增大；颈增长；腹部外鼓的程度增大，最大腹径上移。
2、壶根据底部有无圈足可以分成2型。
A型器底有圈足。根据颈、腹部的形态可以分成三个亚型：
Aa型喇叭口、束颈、扁腹、高圈足。器表大多有彩绘，有的在颈、腹部装饰弦纹。根据颈、腹和圈足的形态可分为六式：
Ⅰ式，商王M49∶1→Ⅱ式，商王M12∶2→Ⅲ式，商王M51∶1→Ⅳ式，闵子骞M1∶6-1→Ⅴ式，青龙山M1∶23→Ⅵ式，女郎山南坡M46∶12 。
演变趋势：Ⅰ式→Ⅲ式，颈部渐短、粗；腹部渐扁，即最大腹径与器高的比值逐渐增大，腹底下凸的程度增大；圈足上口径逐渐缩小。从Ⅳ式开始口部由喇叭口变为盘口；颈部渐细、长；腹底由向下凸逐渐变平；圈足渐高。
Ab型喇叭口，颈部较长，鼓腹，圈足下部常有曲尺状的转折。部分器物有盖。颈部常装饰弦纹，腹部饰戳印纹，有的器表有彩绘。根据颈、腹部的形态可分为六式：
Ⅰ式，商王M73∶2→Ⅱ式，商王M71∶1→Ⅲ式，商王M89∶1→Ⅳ式，商王M57∶1→Ⅴ式，商王M90∶1→Ⅵ式，商王M85∶21。
演变趋势：颈部变短；腹部外鼓程度渐大，即最大腹径与通高的比值逐渐增大。从Ⅳ式开始口部变成盘口，下腹壁变得较斜直，圈足明显增高。
Ac型口外敞，口颈之间过渡明显，颈部较短，腹部外鼓。根据口、颈、腹部和圈足的形态可分为三式：
Ⅰ式，女郎山南坡M45∶1→Ⅱ式，女郎山西坡M13∶1→Ⅲ式，女郎山西坡M11∶2。
演变趋势：盘口加深，颈部缩短，下腹壁逐渐圆缓，圈足变矮，逐渐形成假圈足。
B型敞口，颈部较短，平底，绝大部分有器盖。腹部饰戳印纹。根据口、颈、腹部形态可分为三式：
Ⅰ式，女郎山西坡M10∶1→Ⅱ式，后埠下M55∶2→Ⅲ式，后埠下M10∶2。
演变趋势：口部外敞幅度增大，颈部收缩逐渐明显，腹部渐扁，即最大腹径与腹高的比值增大。
3、尊[33]器身部分似陶盆，下附三个矮蹄足。常在口沿下部或腹部装饰弦纹。根据器身和足的形态可分为三式：
Ⅰ式，黄土崖M1∶1→Ⅱ式，青龙山M1∶37→Ⅲ式，大觉寺M1∶13[34]。
演变趋势：器身渐扁，即最大腹径与腹高的比值逐渐增大，器底渐平；足渐粗、短，并且逐渐向中心集中。
（二）共存关系与绝对年代推断
上述典型器物中，C型Ⅳ-Ⅴ式罐，Aa型Ⅳ-Ⅵ、Ab型Ⅳ-Ⅵ式壶以及尊之间多有比较稳定的共存关系，据此可以建立起它们各自纵向序列间的横向对应关系。而A型、B型、C型Ⅰ-Ⅲ式罐和Aa型Ⅰ-Ⅲ式、Ab型Ⅰ-Ⅲ式、B型壶之间大多缺少共存关系，仅见AⅡ式罐与CⅡ罐共出，即虽已确立了这些器物纵向的形态演变序列，但还未建立起序列间横向的对应关系。鉴于该区随葬器物的这种特点，以下将分成两部分分别讨论各典型器物序列间的对应关系，推断各自的绝对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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