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葬初论
作者：宋 蓉 滕铭予
［23］泰安地区文物局：《肥城县发现一座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86年5期。
［24］德州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宁津县庞家寺汉墓》，《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1981年，第125～128页。
［25］郭世云等：《山东滨州市汲家湾发现汉墓》，《文物》1990年2期。
［26］泰安市文物管理局：《山东泰安县旧县村汉画像石墓》，《考古》1988年4期。
［27］郑同修等：《山东汉代墓葬形制初论》，《华夏考古》1996年4期。
［28］［29］郑同修等：《山东汉代墓葬出土陶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3期。
［30］之所以采用“山东中北部地区”这一名称，而未采用“鲁北区”，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鲁北”指泰沂以北的山东北部地区，胶东半岛也包括在这个地理区域内，但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为了明确本文的研究区域，故采用了“山东中北部地区”这个地理概念。其次，本文讨论的这一区域是东周至西汉齐国的统治疆域，其南部是当时的另一大国——鲁国，为明确起见，本文尽量采用现代区划的名称表示地理概念，避免历史疆域与地理区域的混淆。
［31］所谓中小型墓葬，指除诸侯王墓之外的各级官吏及中小地主、平民的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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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这种釉陶器因釉药内含氧化铅而得名，大约在700℃即开始熔融，因此属于低温釉。以铜、铁为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烧制而成，器物表面多呈现出翠绿、黄褐、棕红等色，颜色鲜艳。据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4页。
［33］简报中多将这类器物称为“鼎”，但其与鼎的用途差别很大，据孙机先生考证，它是汉代最主要的盛酒器。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13页。
［34］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一、二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2004年8期。
［37］李曰训：《试论山东出土的汉代铜镜》，载《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第361～382页。本文对于铜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此文，以下若无注明皆出自此文。
［38］参见蒋若是：《西汉五铢钱断代》，载《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第104～106、111页。本文对于西汉时期五铢钱的判定主要依据此文，以下若无注明皆出自此文。
［39］［40］［49］洛阳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烧沟汉墓Ⅰ型五铢的绝对年代大致相当于武帝到昭帝时期，Ⅱ型五铢的绝对年代大致相当于宣帝到平帝时期。
［41］［5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46页。
［42］［44］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第70页。
［45］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1期。
［4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8、18、116、29页。
［47］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战国西汉墓葬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99年1期。
［48］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1994年。
［52］杨哲峰：《汉墓结构和随葬釉陶器的类型及其变迁》，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年。
［53］据邵望平：《从海岱区先秦历史沿革看秦置郡县的依据》，载《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1997年，第373～391页。
〔责任编辑：张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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