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青铜器概论——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青铜器导言
作者：杜 松
【摘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青铜器1万余件，时代完整，品类丰富，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完整的发展演变体系。其中商代至战国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礼器，既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反映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先秦至宋代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生活用器，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
一、体现商周政治制度的青铜礼乐器
中国青铜文明的产生，是古代中国走向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些留存至今的青铜器造型优美，纹饰富丽，铸造精巧，铭文典雅，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青铜器原属日常生活用器，其种类和形制多摹仿陶器等质地的器物，但商周社会却根据礼乐制度的需要制作了一批具有特殊意义的铜质器物，即“青铜礼乐器”。统治者为维护国家政权，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以显示“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的等级差别，赋予上至天子、下至士等不同等级的贵族以不同的权力。
青铜礼乐器直接为礼乐制度服务，被贵族用以祭天祀祖、宴享宾朋、赏赐功臣、纪功颂德及用作随葬品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器种，成为国家政权和个人社会等级的典型代表器物。例如周朝的九个鼎是国家社稷的宝物，占有它意味着占有王权，九鼎是周朝王权的象征。古籍记载：“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也。”（《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规定了不同等级用不同数量的鼎，这种制度被称为“列鼎制度”。此外，乐钟的等级制度也很鲜明，所谓“宫悬、轩悬、判悬、特悬”，即天子使用乐钟时可四面排列，诸侯三面排列，大夫两面排列，士一面排列等等。
故宫博物院收藏青铜器约1万余件，是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自商周至明清，各个时期的藏品应有尽有，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完整的发展演变体系。从器物种类看，有商周时期的礼乐器，两汉时期的生活用器及宋以后的仿造器等等。这些藏品大部分为清宫旧藏，还有一部分是私人捐赠和考古发现品，它们既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时侧面反映了当时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1、承前启后的夏代青铜器
青铜是指在铜中加入锡或铅，根据添加的数量和比例，使之降低熔点和增强硬度，其物理特性较之红铜有很大的优越性。中国在夏朝时进入青铜时代，至商、西周时达到高峰，春秋之后开始衰落。
关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世本》中有“蚩尤作兵”的记载，即蚩尤以铜器做兵器，但迄今尚未得到实物的证明。近年来在黄河流域的很多地区都发现了原始社会后期如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等青铜或红铜制品，或与冶铜有关的遗物和遗迹，因此这时期被称为铜石并用时代。当时的青铜加工方法有锻和铸，器物种类主要是小件的工具、兵器和装饰品，如锥、凿、刀、斧、指环和铜镜等等。其中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和甘肃永登连城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用单范铸成的两件青铜刀，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制品，表明至少在5000年前，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第617号灰坑内发现了一件铜残片[1]，证明此时已能铸造青铜容器，其时间与夏代衔接。
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经测定时代约在公元前1900年至前1600年，时间正在记载的夏代纪年之内。二里头青铜制品中不仅有工具、武器、装饰品，而且还有容器和乐器，如锛、凿、锥、刀、鱼钩、镞、戈、戚以及爵等。
在铸造技术上，小件的实体工具和武器用简单的单扇范铸成，而铜爵、铜铃等空体器，制作比实体器复杂，通过对铜爵铸痕的观察，当时已采用多合范的制作方法了。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出现了镶嵌绿松石的铜器。二里头铜器除少数为纯铜外，大部分为青铜器，能铸出含锡量较高的容器和工具，有些还采用铜、锡、铅三种元素的合金。
尽管夏代青铜制品的数量和种类还较少，且以小件制品为主，有的制品还很粗糙，但青铜空体器（尤其是爵等）的出现，反映了青铜器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发展。用绿松石镶嵌的铜器图案布置得协调匀称、富丽精美，武器锋锐坚硬，器表多素面，但一些器物开始出现简洁的乳钉纹、云纹和弦纹。二里头夏代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冶铸史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2、铸造高峰的商代青铜器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从商汤立国至盘庚迁殷前为前期；盘庚迁殷至商亡为后期。
商代前期以河南郑州二里冈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已有较多的礼器和武器，能铸造大型方鼎和圆鼎，器物装饰性加强了，铭文已萌芽。这时期青铜器造型准确，器壁匀薄，最能反映当时冶铸水平的是出土了几件前所罕见的近百斤重的大方鼎。与二里头时期比较，这时青铜器的种类已大为丰富，食器有鼎、鬲、、簋；酒器有爵、、觚、、尊、、卣；水器有盘；武器和工具有戈、镞、钺、戟、凿、。
造型已不是简单地移植其他质料器物，而是依据青铜的质料和色泽特点进行创造。鼎、鬲、多深腹，圆形鼎作三锥形空足，双立耳外侧做成曲槽，一耳与一足相对应，另一耳在另两足之间（图一）。簋少见，一般深腹，无耳。爵、多平底，爵不束腰，双柱较短；有的腹作袋足状。觚体粗短，个别的觚口部带流。尊长颈，宽肩，腹下收，高圈足。作长体，三袋足，半圆形，上部有穹隆顶，顶的前部有筒状流。盘无耳。钺体呈长方形，戈援狭窄。纹饰简单、质朴，多无底纹的单层花纹，常见两夔纹上卷合成一兽面纹，上下是圆圈纹作边框。此外还有云雷纹、圆涡纹、弦纹、圆圈纹。方鼎左、右、下方有乳钉纹。铭文少见，有一些族徽式图案。
商代后期，冶铜、铸造更加专业化，青铜器制造达到了高峰，数量庞大，铸造精致，种类繁多，造型庄重，花纹细密，铭文典雅。以当时的国都安阳殷墟出土物为代表。殷墟青铜器早在宋代已有著录，近百年所出更为丰富，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即出于安阳武官
村[2]，为商后期青铜器的代表作。该鼎为中国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是仅见的，反映出商后期青铜铸造的高度发展。
器类上出现了新品种，食器主要有盂、豆、匕等；商人善饮酒，因此酒器最发达，主要有壶、觯、角、觥、方彝及各种鸟兽尊，如象尊、鸟尊、虎尊、猪尊、羊尊等；乐器有铙；兵器和工具有弓形器、兽头刀、胄、斧、铲、锯；车马器有軎，等等。
形制上三足器多为柱足。鼎有圆形、方形、分裆等形式。蒸食器中如兽面纹大，作圆形，为鬲、甑合体，形体高大，浑厚凝重。簋常见为无耳或双耳，如乳钉纹三耳簋，器腹上有三耳，有别于常例，风格独特。宁豆，浅腹，短校，豆在这时殊为少见。爵凸底，双柱加高，单柱爵也有发展。多作长圆腹或分裆，册方体呈方形，四足外侈，盖铸双鸟钮，庄重典雅，堪称稀世之珍。觚呈细长喇叭状，出现凸起的觚腰。壶多作长颈，鼓腹，颈上一对贯耳。卣有圆、方和筒形，有的方形卣在腹部四面各有一长方形孔，两两相互穿透，称“十字孔方卣”，别致精巧；有的作虎噬人形或鸱形。盘高圈足，浅腹。乐器有3件或5件一套的小铙，已有了半音观点，为十二律奠定了基础；兽面纹大铙，通高66厘米，铣距48.5厘米，身饰粗线条兽面纹，为罕见的大型铙（图二）。戈主要有“直内”、“曲内”和“銎内”几种形式，嵌红铜棘纹戈，在援脊上镶嵌红铜勾棘形纹，商代独此一例。此外，还出现了有胡有穿戈，穿有三穿或四穿。矛体宽大，有镶玉刃的矛，柄为青铜，矛头玉质，显然不是实用武器。钺方体，为仪仗用具，兽面纹大钺，有梅花和小兽面图案，厚重中见精巧，威严中现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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