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青铜器概论——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青铜器导言
作者：杜 松
1、精细华美的先秦器
中国青铜时代（夏—春秋）所生产的青铜制品绝大部分属于礼乐器，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服务的，但这时期也制作了多种生活用品，诸如：生产工具中的铲、镢，车马饰件的軎（又称）、辖、马冠、车铃，照容的铜镜，扣拢腰带的带钩，以及其它生活用器如灯、炭炉等等。特别是铜镜和带钩的大量存世，表明了它们已成为市卖之物。
青铜车马器数量很多，由于近年考古发掘了多座车马坑，大量车马饰物共出，使人们对过去未识的一些车马饰件有了新的认识。车马饰件主要有套在车轴两端的长筒形軎和固定车軎的长条形车辖，驾驭马时横勒在马嘴里的条形铜衔和方形或圆形的附件镳，马头部饰圆形而有两角的当卢，马额上的饰物马冠，以及装在车衡上方的銮铃和系在马颈上的铃等等。
不少车马器制作都很精工，商代车軎多饰夔纹和蕉叶纹，以云雷纹为衬底，花纹细腻。西周时的兽面纹马冠整体作兽面形，粗眉圆目，巨鼻大口，庄重威严。过去有人认为此器是用于驱疫辟邪的“方相”，陕西西安张家坡马冠饰的出土，确切地表明了它属于马额饰件。许多车马器部件做成动物形状，在实用性外加以艺术化，富有情趣，如双兔车饰、鸟形车铃。有的杆首、杖首做成牛头形或鸠鸟形。铜铃样式较多，用途有所不同，有铭文者少见。西周时的成周铃体作平口，顶饰半圆形钮，通体素面，铭文对研究当时用铃制度是重要资料。
炭炉较多且引人注意，这种器物从春秋时开始发展，多做成圆形，上置链梁，下附三足。按照古文献记载，这种圆形炭炉古称为“镟”[3]。考古发现与“镟”配套的还常有铜质的“箕”，用以铲炭。铜灯的样式较多，东周时代的铜灯多豆形，上有盘，用以盛油或插烛，中有柱，下有底座，还有树形灯或人形灯。战国错银菱纹灯，通体用银错出精美细腻的几何纹，颇具匠心，是豆形灯中的上乘之作（图六）。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人形灯和十五连盏树形灯，工艺卓绝。铜灯的大发展是在西汉以后，战国是其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但其工艺考究，造型优美，推测此前还应有一个萌发阶段。
照容用的铜镜源远流长，是兼具艺术性的实用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关于铜镜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探索的重要问题，从文献记载看，可追溯到古史传说时代，《黄帝内传》、《玄中记》等书都提到黄帝和尧时已有铜镜[4]，这些传说是探索铜镜起源的重要资料。近年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发现了早期铜镜，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了距今4000余年的齐家文化时期铜镜，齐家文化下限应与夏朝接近。这时的铜镜形体较小，外表也显粗糙，具有初始形态。商周时代铜镜数量增多，1976年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铜镜四面，但镜体仍表现出早期粗拙朴素的作风。1957年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发现的春秋时期双钮鸟兽纹铜镜值得重视，镜背饰以虎、鹿和鸟形花纹。战国铜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与商品生产的发展紧密相关。以南方楚国最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古代少数民族生活地区也发现了风格独特的铜镜。战国铜镜镜体较单薄，弓形小钮，平缘或卷缘。除素面镜外，还有丰富多彩的饰花纹镜，主要有山字纹镜、夔纹镜、蟠螭纹镜、羽纹镜、菱形纹镜、连弧鸟纹镜、狩猎纹镜等等。云雷纹、羽状纹常用以作主题纹饰的衬托。近年新出土的战国铜镜中，有的应用了错金银和嵌松石工艺，有的彩绘，瑰丽多姿。
用于扣拢腰带的带钩有铁、骨、玉等多种质地，但青铜制数量最多。这种服饰品最早为中国北方民族所用，春秋战国时传入中原。战国铜带钩，常见的形状有棒形、竹节形。有素面的，有嵌松石、错金嵌松石、错金银嵌松石。错金银的花纹多为卷云纹，精细绚美，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综观先秦青铜生活用器，以精细华美和轻便实用等特点著称，许多器种和工艺特点为秦汉以后所承袭，并逐步形成青铜生活用器完整的发展体系，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呈现出独特的风采，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2、金属细工发展的秦汉器
比较商周时代，秦汉时期的青铜器除器物性质不同外，在种类、形制、花纹、工艺技术以及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
秦统一后，为了巩固新兴的封建政权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统一管理的措施，这种统一措施在青铜器上也有反映。
秦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直接刻、铸在官定的量、衡器上，或者先刻在铜版上，这种铜版称“诏版”，然后再将诏版嵌在衡器上。秦代量、衡器上刻有诏书的为数不少，故宫收藏的一件秦权上刻有二十六年诏文，40字，小篆字体。权多做成半圆球状，也有的呈较高的八棱状体。上海博物馆藏的秦孝公十八年商鞅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文，表明秦统一六国后仍以商鞅量为标准量器。方升实测容量为201毫升，藉此可以推算出秦一尺相当于今天23.1厘米[5]。
近年秦代考古有很大收获，对陕西临潼始皇陵随葬坑的勘察和发掘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例如：1980年冬在始皇陵封土西侧发现了两驾大型彩绘青铜车马，铜车马对研究秦代的金属细工和舆服制度有很高的价值。
秦俑坑内发现了许多青铜武器，品类有戈、矛、剑、铍、弩机、镞，许多都保存完整，光亮如新。对青铜镞所含成份进行的检测表明，刃部比铤部含锡量高，可增强杀伤力。
秦代青铜容器和乐器近年也有发现，如湖北云梦睡虎地、河南洛阳西宫和始皇陵建筑遗址内均有出土，器种主要有鼎、簋、钫、锺、、鍪、勺。1950年洛阳西宫出土的一组秦器，今藏故宫，其中有4件青铜容器，有鼎、敦、圆壶。鼎双腹耳，短马蹄足；壶腹作长圆形，颈较长，足较高，肩、腹无明显分界。花纹简单，鼎与敦仅在腹的中心部位铸一道凸弦纹，敦盖上有似树杈的变形蟠螭纹，壶腹上饰简洁的阴线鸟纹。秦代青铜器传世很少，因而洛阳和云梦的秦器格外重要，可作断代标尺。
西汉时期的青铜器与商周时代相比，地位已没有那么显赫，由于铁器、漆器和瓷器的发展，青铜器的数量亦有所减少，有些还逐渐被取代。但两汉时代仍然大量地制作青铜器物，并在青铜器的性质、工艺、种类、风格等诸多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生产了不少旷世奇珍。
汉代的采矿遗址，近年在河北承德和广西北流铜石岭等地都有发现，从遗址内遗物的存留情况看，说明当时采集矿石后就地进行冶炼，减少了运输矿石的负担，提高了生产效率。
从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看，两汉青铜制造业主要由官府控制和掌握。《汉书·百官表》记载，汉中央政府中的“少府”机构内设“考工室”和“尚方”，管理的职官称“考工令”和“尚方令”。武帝时又设“水衡都尉”，与尚方、考工一样管理青铜铸造业。水衡都尉辖下的“上林三官”专门负责制作宫廷贵族所用的铜器。这些机构内部设置庞大，分工细致，管理严格。两汉的青铜器许多都标有尚方、考工、上林机构之名称，可与文献记载互证。
从两汉铜器铭文分析，此时也有私营冶铸作坊，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和铜钫的铭文上，记有器物分别从河东和洛阳购买，铜上并记有买价。不少铜镜也标出了私营手工业作坊主的姓氏，如侯氏、纪氏、袁氏、叶氏等等。东汉之后私营冶铸手工业增多，与豪强大族势力增长排挤了官方手工业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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