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正定洪济寺、舍利寺相关文物综述
作者：刘友恒 郭玲娣 樊瑞平
【摘要】正定“八大寺”中的洪济寺和舍利寺原为一寺，后分为二，至上世纪60年代末寺内建筑已荡然无存。近年来，文物部门相继搜集了一批相关的文物，包括舍利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石函和三彩炉、宋大观二年《敕文札子》碑、真定府定林禅院沼公和尚寿塔铭等，为这两座寺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正定“八大寺”中，洪济寺和舍利寺位于正定城西北隅，清光绪《正定县志》记：“洪济寺，俗名前寺，与后寺本一寺，殿宇颓废，遂有前后寺之称。唐为金牛寺，因金牛禅师葬舍利塔而名之。金为十方定林院，元为万寿（岁）禅院，盖寺之别院也。”“（舍利寺）俗名后寺，唐开元间葬金牛禅师舍利于此，其塔在殿西数武。明太祖、成祖相继命江夏侯周德兴取舍利二万余粒，永乐初遣太监杨升等新其塔殿，赐额曰天宁舍利。”由此可知，洪济寺、舍利寺原为一寺，后分为二，随着时代的变迁，至20世纪60年代末，寺内建筑已荡然无存。近年来，文物部门通过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相继搜集了一批相关的文物，为这两座寺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现分述如下：
1、舍利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石函和三彩炉
据了解，民国时期舍利寺尚存一座面阔五间的大殿、两座舍利塔、几通石碑和石狮，上世纪50年代尚存两座舍利塔和三通石碑。然而至20世纪60年代末，石碑与一座舍利塔已不存，周围群众也将仅存的一座舍利塔（俗称白塔）拆毁。拆塔时已发现地宫，但因地宫内积水多且凉，未能将石函取出。1995年，这里逐渐扩展为居民小区，为保护地下文物，经河北省文物局批准，对白塔塔基地宫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简报见《文物》1999年第4期。
地宫为八角形，石函置于中部的下室口处（图一）。石函为青石质。盖作顶式，长63.7厘米，宽60.4厘米，厚19厘米。盖顶长33.5厘米，宽29厘米，原刻有铭文，虽经打磨，但尚有残存。从残留字迹分析，原为9行，满行10字，第1行疑为“唐天□三年岁次戊子九”，第2行仅存末字“于”，第3行存末字“塔”，第9行存第4字“年”。此外，盖顶中部有一长方形置物痕。盖四刹、叉角刻折枝花，南、北两刹线刻牡丹花纹，并辅以朵云和长喙鸟。东刹正中刻楷书铭文6行：“都部署造塔三司随」使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扈彦珂」造塔都料充衙前兵马使徐奉仙」勾当造塔人随使军将暴延诂。”西刹铭文分置两侧，南侧3行，为“寺主临坛律大德桂氲」尚座（心）鲁都维那审威」（掌）舍利僧言一”，北侧1行，为“前经略副使薄彦殷镌”（图二）。这两部分铭文未见造塔时间和塔主僧名号，故推测盖顶铭文的内容当为该舍利塔塔主名号、圆寂及建塔时间等。现盖顶依稀可见的首行“唐天□三年岁次戊子九”，查《中国历史年表》，唐天□三年，干支为戊子者，当为五代后唐天成三年（928年），这可能是该塔主僧的圆寂时间。
盖铭中所涉人名，仅扈彦珂见于《旧五代史》、《宋史》，《中国人名大词典》亦有传。扈彦珂（886～960年），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幼事王建立，以谨厚称。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建立卒，遗表荐扈彦珂，得补河东节度左都押衙。天福十二年（947年），擢升为宣徽南院使、检校司徒，后授镇国军节度，华、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又以功迁护国军节度。函铭中扈彦珂的官职仅左都押衙与史书记载相合，故推测舍利塔及石函的建造年代应为扈彦珂任左都押衙的后晋天福五年至十二年（940～947年）间。
扈彦珂所事王建立，曾于天成元年任镇州节度副使、节度使，天成三年58岁时离镇州入朝。《旧五代史·王建立传》称“建立晚年归心释氏，饭僧营寺……”，向佛的他在镇州任上应与境内名寺高僧交往密切，高僧圆寂后，王建立将建舍利塔之事托付给扈彦珂也在情理之中。这应是该舍利塔由扈彦珂及河东都部署修建的原因。
函身长63.5厘米，宽60厘米，高27厘米。函内长36厘米，宽34厘米，深35.5厘米。函身南北两壁各线刻相向而立的二金刚，东西两壁为二菩萨，外围以双阴线刻门。南壁金刚面形浑圆，体态健硕，头戴盔，盔两侧有凤翅形装饰，圆形火焰纹头光；颈系肩巾，身着鳞纹铠甲，护横线纹披帛和腹甲，饰臂甲和胫甲，臂甲上部安有伞式护甲，以护肘部；铠甲除系甲绊外，胸腹部系带，带两端自身侧垂下。右侧金刚右手握杵，杵尖向上，左臂微屈，掌心向外，手指朝下，拇指与食指相拈，余下伸。左侧金刚右手握剑，剑锋向上，左手以三指捏火焰宝珠（图三）。北壁二金刚身姿装束与南壁同，惟铠甲纹饰作横线纹。右侧金刚面方阔，棱角分明，头戴束发花冠，不同于其它三尊，右手执物与南壁左侧金刚同，左手于掌中托一火焰宝珠。左侧金刚头盔的护项上卷，右手握剑，左手托举单层方塔，塔下设莲座，上为攒尖顶，当为舍利塔。
东西两壁的四菩萨基本相同。体丰腴，面方圆，身向内侧扭屈，立于覆莲座上。头戴花冠，后饰圆形头光，颈饰蚕节纹，佩项饰。上身斜披络腋，下着裙，外束裙，披帛呈环状飘起，绕肩搭肘于身侧垂地，双手于胸前合十（图四）。
函身外壁所刻金刚、菩萨，在造型上以健硕丰满为美，站立时腹部前挺，胯部侧扭，仍具唐代风格。金刚系肩巾，头盔两侧有凤翅形装饰，护项上翻等，均与盛唐、晚唐的军戎服饰相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前引《正定县志》记：舍利寺“唐开元间葬金牛禅师舍利于此，其塔在殿西数武”；《常山贞石志》中《唐深州剌史墓志》残石的注释也称：“今在正定府城内府治西北舍利寺。舍利寺后、金牛禅师塔前有明人碑，其碑趺即是此石。”可知清代金牛禅师舍利塔尚存，并有准确位置。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摄照片（图五），亦可见碑、塔位置关系与上述所记一致，可以确定此塔基即为记载中的唐金牛禅师塔。
但是，史书记载的金牛禅师系唐代著名禅师马祖道一的法嗣，于唐开元年间入恒州（今正定）慈觉寺（俗称金牛禅寺）住持，此时距函盖所记时间早200年左右；其次，此次清理中没有发现与金牛禅师相关的资料；三则从图五照片看，该舍利塔全无唐代风格。那么《正定县志》及《常山贞石志》关于此塔为唐金牛禅师塔的记载是否准确呢？笔者分析，五代之间兵革无时，唐开元年间的金牛禅师舍利塔也难逃此劫。明初太祖命江夏侯周德兴来真定取金牛禅师舍利时，塔早已无存，寺僧或随从随意从某舍利塔地宫的石函中取出舍利，并将石函盖顶刻有时间和僧人名号的铭文磨去以掩人耳目，此后该塔便被认定为金牛禅师舍利塔，明永乐初更遣太监杨升新其塔殿，遂有志书所记。
江夏侯周德兴，《明史》有传，濠州（今安微凤阳）人，与朱元璋自幼友善，从定滁州、和阳，累战皆有功，洪武三年（1370年）封江夏侯，卒于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县志所记“明太祖、成祖相继命江夏侯周德兴取舍利二万余粒”有误，当仅为明太祖。
石舍利函一般均缄封密固，而此石函出土时并未密封，且函内空无一物，函身两侧口沿处及盖两刹尚留凹槽，这些有可能系周德兴取舍利时所致。函盖顶部中心部位的长方形置物痕或为明永乐初重修舍利塔时的供奉物痕，后供奉物失。与石函同时出土、被定为宋金之物的三彩香炉也应是此时置入地宫内的。
三彩炉原置于石函西侧，出土时已碎为一堆陶片。复原后炉高11.2厘米，口径11.5厘米，腹径11.3厘米。侈口，折沿，方唇，双附耳外撇，颈较长，鼓腹，小平底，下有三矮足。颈部贴塑模印葵花两朵，前后对称。长方形耳的外侧压印卷曲的龙纹，外刻单阴线边框。腹部贴塑行龙，龙体饰云纹。釉色以绿为主，腹部二行龙施黄釉，腹下部和炉内不施釉，底部切削成平底，口沿处留有叠烧的三足痕。陶炉胎质粗松，呈粉白色，釉下施化妆土，露釉处有明显轮制痕迹，模制的贴花部分有窑裂现象（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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