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4期
正定发现的欧阳玄撰文碑
作者：崔伟丽 郭玲娣 樊瑞平
【摘要】本文介绍了出土于正定县中医院的《真定路学乐户记》碑，此碑由元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玄撰文，介绍了元代真定府学的礼乐教育情况，是研究元代礼乐制度的重要资料。
2000年8月29日，正定县中医院南侧施工工地在挖门诊楼地槽时，于距地表2米深处发现残石碑5通。据残存碑首和碑身文字可知，5通碑分别为《真定路学乐户记》碑、《增修真定府学记》碑、《……圣庙碑》、《圣旨碑》、《真定路加葺宣圣庙碑》。其中《真定路学乐户记》碑由元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玄撰文，李黼书丹，徐篆额。
该碑保存较完整。在发现之初尚存“至元四年闰八月辛亥记”10字落款，惜在起吊时将“四年闰八”4字磕损。碑为青石质，首作半圆形，采用剔底刻和阴线刻相结合的手法，刻出缠枝牡丹纹；额作长方形，内篆书“真定路乐户记”3行6字（图一）。碑文为楷书，21行，满行36字，计651字（图二）。碑阴有文，亦楷书，已漫漶不清，但据清道光二十二年《常山贞石志》可知，其内容分上下两部分，上部19行，为元真定路总管府、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的官吏衔名；下部22行，为当时真定路学学官姓名。上下两部分均行、字不等，总计578字。
碑出土于正定县中医院内，此处为真定（今正定）府学所在地，碑应为府学遗物。清光绪元年《正定县志》载，真定府学由龙图阁学士、知府事吴中复于宋熙宁三年（1070年）创修，宋以前建置不可考，元末毁于战乱，明洪武四年（1371年）重修，清代又扩建。现在大多建筑已失存，仅存一座戟门及东西配房。
既为真定府学，碑文却称“真定路学”、“镇阳郡学”，这与正定的古代建置有关。今正定在历史上曾为常山县、真定县县治，常山郡、恒山郡郡治，恒州、镇州州治，成德军、真定府、真定路的治所。真定设府始于唐朝建中三年（782年），唐末五代时真定府时设时撤，直到北宋时才稳定下来，成为河朔中西部的大都会，金、元、明、清沿袭宋制，仍为真定府。元朝正式设路一级行政建置，以真定府为治所设真定路，“真定路学”由此而来。
“镇阳”即镇州，正定在唐代称镇州，因其位于恒山（旧时指阜平、曲阳境内的大茂山）之阳，又称镇阳。梁勇先生曾在《石家庄史志论稿》中称，“镇阳”一名最早见于唐后期镇州临济寺僧存奖等为其师义玄编写的《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其中记“唐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义玄圆寂于大名府兴化寺后，“荼毗所得舍利，其徒分而为二，一塔于魏府，一塔于镇阳”[1]。镇阳之塔即今正定临济寺内的澄灵塔。又因正定在北魏皇始年间、唐天宝年间为常山郡治所，常山古郡一直作为正定的古称和代称在老百姓中传沿不息，所以又有“郡学”之说。因此，“真定路学”、“镇阳郡学”均指真定府学。
碑文主要记载了元代真定府学的礼乐教育情况。碑文称：“镇阳郡学礼乐生通七十有八户”，且“凡诸征繇（徭）无所与于有司矣”，即免除赋税和徭役，此诚当地重视礼乐教育的重大成果。故郡学“教授赵璧、学正孙诚、学录宋举惧岁久籍，谋寿诸石，乃砻坚珉，具梗概”，请郡人苏天爵邀欧阳玄作记。
按碑文所记，郡学始建时有乐生16人，延五年（1318年）增至45人，至顺二年（1331年）又置礼生33人，总数达78人。郡学于每年春秋二仲之上丁日释奠，初用俗乐，延五年改作雅乐。此处符合《元史·礼乐志》卷68的记载：“延五年，命各路府宣圣庙置雅乐，选择习古乐师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祀。”
关于释奠，《礼记·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当时的先师无特指，后来孔子被尊为“先师”，释奠便成了祭孔典礼的专属名称。历代封建王朝规定，每年仲春（农历二月）、仲秋（农历八月）的上丁日（即上旬的丁日）为祭祀孔子的日子。清乾隆二十七年《正定府志·释奠》云：“春秋两祀起于东汉元嘉二年（152年），二仲月起于北齐天保元年（550年），日用上丁起于隋开皇元年（581年），然国学与州县异。宜唐贞观中复有四时致祭之诏，至开元而制乃定，后因之。”
碑文回顾了叔孙通作礼、王褒作乐、何武演乐的历史。叔孙通，秦末汉初儒生。汉统一天下后，下令废除秦的仪法，代之以简易的规范，但又厌于君臣礼节不严，叔孙通便自荐为汉王制定朝仪。他采用古礼并参照秦朝的礼仪而制礼后，带领弟子百余人、鲁国儒生30人及皇帝身边的近臣到郊外编练礼仪。汉高祖七年（前200年），长乐宫成，诸侯王大臣依朝仪行礼，次序井然，高祖大悦，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其弟子皆进封为郎[2]。《汉书》卷86《何武列传》载：“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也。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屡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习歌之。”宣帝十分高兴：“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哉！”以褒为待诏，武等赐帛。何武后来屡受朝廷重用，官至御史大夫、大司空，成为两汉之交权倾天下的重臣。由此碑文称：“叔孙生之徒皆起家拜爵为郎，何武它日仕至三公，人材自此涂出亦未可量也。”为礼乐生描绘了美好的前途，并寄予了厚望。
碑文最后列明了郡学礼乐生隶属在册情况，属录事司者23户（此处笔误，实列25户），属真定县者15户，属栾城、藁城、平山县者各有2户，属古城、无极县者各1户。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代真定路辖一司（录事司）、一府（中山府）、五州（赵州、冀州、深州、晋州、蠡州）、九县（真定、藁城、栾城、元氏、获鹿、平山、灵寿、阜平、涉县），其中府领三县（无极、安喜、新乐），五州之一的晋州领四县（鼓城、饶阳、安平、武强）。故碑文所提及的“古城县”应为晋州之“鼓城县”。
撰文者欧阳玄（1273～1357年），《元史》有传。字原功，其先家庐陵，与文忠公欧阳修同所自出，后迁居浏阳，故为浏阳人。玄自幼聪明，八岁能成诵，年十四下笔辄成章。延祐元年（1314年）以《尚书》与贡。曾任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拜翰林直学士，奉诏纂修《经世大典》、《四朝实录》，俄兼国子祭酒，升侍讲学士。死后谥曰“文”。欧阳玄历官40余年，“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实录、《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玄手。……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辞以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宝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有《圭斋文集》若干卷，传于世。”[3]
书丹者李黼（1298～1352年），《元史》有传。字子威，颍（今河南境内）人也。泰定四年（1327年）授翰林修撰，改河南行省检校官，迁礼部主事，拜监察御史。转江西行省郎中，入为国子监丞，迁宣文阁监书博士，兼经筵官。又升秘书太监，拜礼部侍郎，授江州路总管，拜江西行省参政。死后追封陇西郡公，谥“忠文”[4]。《传》称李黼以礼部主事拜监察御史，而《元史·泰定帝本纪》曰：“泰定四年三月丙午廷试，阿察赤、李黼等八十五人赐进士及第。”因此，碑文列衔“赐进士及第奉议大夫监察御史”与史相合。
篆额者徐，《元史》无传。《元史·顺帝本纪》载，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丁酉，以户部尚书徐、吏部尚书定住参议中书省事。但此徐职衔与碑文列衔不同，不能断定是同一人。
《礼记·乐记》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职能不同，礼别异，乐求同，礼与乐二者不可分割。在远古时代，宗教性、政治性的礼总是与音乐舞蹈同时兴起，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有祭祀就必然有乐舞。礼乐的主要功能是教化，即和谐人的情性，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婆媳均能和睦相处。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成为一套完备的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礼崩乐坏，而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则继承礼乐文明的精神，把礼乐发展成学术，从思想的高度加以阐发和承传。孔子非常重视礼乐之教，他“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5]认为对人的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6]。于是，历代王朝无不将制礼作乐作为政治大事，民情风教亦成为古代儒生为政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礼乐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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