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4期
海外所藏两铺河北地区北魏金铜释迦多宝并坐像名品探析
作者：孙 迪
【摘要】两千载一气呵成的中国佛教史中无疑烙有世俗权力的深刻烙印，如北魏中晚期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造像的风靡一时，即与其作为孝文帝、冯太后“二圣政治”宗教宣传品的现世功用不无关联。河北地区系北朝施造铜、石单体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的根据地之一，本文选取流失海外的两铺出自河北地区的北魏金铜二佛并坐像名品加以探析。
一、佛法与皇权
自东汉明帝永平感梦以来，佛教即与中土的历代君主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六国后赵时期，西域高僧佛图澄巧妙地借助宗教奇迹，在国主石氏父子心目中树立起“神人”地位，借以大规模发展中土佛教，终于造就了有赵一代“中州胡晋略皆奉佛”、“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1]这般繁荣的佛教盛世。佛图澄的高足释道安更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2]，明确地意识到了世俗权力终将成为左右佛教发展进程的决定性推动力。至南北朝时代，一方面北魏的高僧法果响亮地打出了“皇帝即当今如来”的旗号，主张沙门对于“人主”应当“尽礼致
拜”[3]；另一方面，南朝自封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梁武帝公然以“菩萨皇帝”的身份接受僧俗信众的顶礼膜拜[4]。东晋以降，为道安、慧远等高僧所坚持的“沙门不敬王者”的固有传统最终被彻底打破。最高统治者本人作为转轮圣王、菩萨，甚至如来的化身，在僧俗两界逐渐确立起了绝对权威，平城皇家窟寺中以北魏皇帝为模特雕铸的大型铜、石造像无疑堪为明证[5]。通观我国的历史，自东汉以降，尽管不乏以“三武一宗”为代表的排佛法难，但总体而言历代帝王对佛教仍多持包容褒扬的态度。史上以“佞佛”著称的皇帝（最高统治者）实不胜枚举，如北凉的沮渠蒙逊，后秦的姚兴，后赵的石勒、石虎，北魏的冯太后、胡太后，东魏的高欢，北齐的高洋，隋代的杨坚，唐代的李治、武，明代的朱元璋……其中不乏热衷于开窟、建寺、起塔、造像、译经、饭僧，功德足堪颉颃印度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的佛教大恩人。宗教与政权两者间的关系本就异常的复杂微妙，佞佛的帝王之所以护教弘法并非全系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如四次舍身同泰寺出家的梁武帝萧衍，较之鼓吹弥勒降凡[6]的“金轮皇帝”武，其信仰的纯粹程度自然有别天渊。相反，灭法的皇帝却多着眼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切实考虑，而并非在宗教信仰本身的层面上与佛教徒存在根本的分歧和冲突。即便是笃信道教的唐武宗所发动的会昌大法难，皇帝本人灭佛的初衷无非也是“（嫌）恶僧尼耗蠹天下”，拆寺毁像、遣散僧尼、没收寺产的同时，仍然下旨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寺院，绝非存心将佛教彻底地斩草除
根[7]。正因为历代的帝王勋贵曾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全方位地介入并参与到了佛教发展的全过程中，故而两千载一气呵成的中国佛教史也必将烙下世俗权力的深刻烙印。如北魏中晚期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造像的风靡一时，即与其作为孝文帝、冯太后“二圣政治”宗教宣传品的现世功用不无关联。
二、释迦多宝并坐像的信仰背景与政治背景
《妙法莲华经》堪称北朝的众经之王，与《般若经》、《大般泥洹经》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经典支柱。据《高僧传》记载，讲诵《法华经》的僧侣人数为当时第一，南北朝时期注释此经的学者多达70余家，敦煌写经中亦以此经所占比重最大。陈隋之际的高僧智者大师更是以《法华经》为宗旨创立了法华宗（亦称天台宗）。同时，《法华经》还是与佛教造像艺术联系最为密切的一部佛典，根据其中《见宝塔品》所造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造像”，更是发展成为了南北朝时期风靡一时的造像题材。据此品所载，释迦牟尼宣讲法华妙义之时，七宝佛塔自地涌出，现化于空中，前来听法的多宝佛于塔中分半座让与释迦佛，二佛遂于塔中结跏趺坐，共同宣敷经旨。这一佛教典故特别为当时的僧俗信众所津津乐道，曾一度切实地付诸于佛教美术的具体实践之中，从而遗留下大量各种材质的二佛并坐造像。北魏中晚期山西、河北等地二佛并坐像的风靡，除可解释为法华信仰的流行外，尚与北魏皇兴、太和年间并称“二圣”的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元宏密切相关。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即位时年仅12岁，其子孝文帝元宏更是冲龄践祚，延兴元年登基时年方5岁。故而文成帝的皇后冯氏得以凭借太后以及太皇太后的双重身份两度临朝听政，把持朝纲长达30余年。自皇兴五年（471年）献文帝暴崩至太和十四年（490年）冯氏薨逝的20年间，这位“性聪达、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8]，后来被孝文帝追谥为“文明太皇太后”的政治女强人，更是独断乾纲，拥有着北魏王朝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史载这位“登尊极，省决万机”的太皇太后“生杀赏罚，决之俄顷”[9]，“威福兼作，震动内外”[10]，与皇帝元宏本人并称为当朝“二圣”[11]。在佛教特别是造像艺术与皇权政治空前紧密合拍的北魏时代（云冈、龙门为代表的皇家窟寺堪为此种传统的典范），源自《法华经》系统的释迦多宝并坐二佛无疑自然地令人联想到朝中的冯氏与元宏。大体完工于北魏迁洛前夕的云冈石窟，经初步统计竟雕造有二佛并坐龛多达385座[12]，其中施造于太和年间的作品当不在少数，如第17窟明窗东侧北魏太和十三年铭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造像龛（图一）。北魏的皇室勋戚有感于“二圣”当朝的政局，受到《法华经》的启发，出资雕造此种二佛并坐像以附和逢迎大权在握、笃信佛法的文明太皇太后冯氏实属情理之中。平城武周山的皇家石窟无疑是当时北方的造像中心，可以想见，云冈石窟所倡导的，作为“二圣政治”绝佳宣传品的并坐像必将辐射北魏的全境，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所藏太和十三年铭（489年）宽法生兄弟造金铜释迦多宝并坐像即允称有魏一代皇权、佛法间相铺相成、水乳交融的历史见证。
三、北魏太和十三年铭宽法生兄弟造金铜
释迦多宝并坐像[13]
宽法生兄弟造像通高23.5厘米（图二），现藏日本东京根津美术馆，馆藏编号20059，通体鎏金保存完好，属日本所藏唐代以前施造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的16组中国造像古宝之一 [14]。四足佛床背面镌刻发愿文44字：“太和十三年三月四日，九门县南乡村宽法生兄弟四人为亡父母造释迦多宝。愿使亡者升天，常以佛会，故记之。”（图三）九门县地属今河北藁城市，由此可知，此像属于存世北朝铜、石单体二佛并坐像数量最巨的河北故地之物。造像正面二佛结跏趺坐于凤首尖拱火焰纹龛内，身着典型半袒右“太和式”佛装的释迦佛呈说法状，似在阐发法华妙旨，下首的结禅定印的多宝佛正襟危坐，所着通肩大衣仍存犍陀罗造像的遗绪。就佛装而言，犍式通肩大衣属于十六国以降至北魏初期流行的样式，自云冈昙曜五窟开凿之后，以第20窟露天大佛为代表的半袒右式袈裟得以流播风行（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北魏太安元年张永造像（图四）系身着此式佛装单体造像中的最早实例之一）。宽法生造像中并坐二佛迥异的着装显系为区别身份而设，多宝佛相对于释迦佛而言属于过去佛，故而其身着的通肩大衣较之释迦佛的半袒右式袈裟更为“守旧”，实际上是工匠在设计整铺造像时意图以两种佛装的面世次序来暗示过去佛与现在佛的区别所在。宽法生造像正面束腰须弥方座较矮，座体与佛床连铸至此已经形成金铜造像的传统。正面佛床床足处线刻的胡服持莲供养人以及门处的装饰纹样皆常见于北魏时代的金铜像。造像背面浮雕有一坐佛二立菩萨一铺三尊造像，主尊装束与正面释迦佛雷同，一望可知系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太和元年（477年）铭金铜释迦佛坐像（图五）为代表的“太和样式佛像”的典型作例，诸佛身侧胁侍左右的二身立姿菩萨袒露上身，造型古朴，尚存早期造像风范。同在太和十三年，云冈石窟已经出现了“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的作品[15]，而京畿以外的地区难得风气之先，造像样式演化的节拍往往要明显地滞后于造像中心，实际上包括宽法生兄弟造像在内的大量北魏中晚期的作品，仍然固执地坚持着“太和式造像”的旧传统，即便迁洛后龙门石窟的作品中，仍不乏“太和式”造像的实例[16]。西藏博物馆藏北魏正始三年（506年）铭高兴阿造金铜像、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北魏永平二年（509年）铭一铺三尊背屏式石像（图六），皆属北魏晚期“太和式造像”的存世实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旧有的造像样式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一种难以抛舍的“古制”，凝固为承载着前代佛教信仰的一种具像符号，绝难骤然消逝于造像史的千年长河，例如优填王造释迦旃檀瑞像，自传入中土千余年来图像学特征的变化微乎其微，即为一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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