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雪（节选）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作 沈志兴 译
卡穿着大衣躺在床上正陷入幻想的时候，有人敲门，他起身开了门。来人是每天坐在火炉前看电视度日的服务员贾维特，给卡钥匙时他忘了件事。
“刚才我忘说了，边境城市报的塞尔达尔先生正等着您呢，要您快去。”
他们一起来到大厅。卡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停下了：伊珮珂从服务台边的那个门进来了，她比卡想象的还要漂亮。卡立刻想起了大学时这个女人的美貌。他有些慌乱。是的，当然，她是如此美丽。他们像两个伊斯坦布尔的布尔乔亚，先握握手，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头向前伸出，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拥抱,亲吻脸颊。
“我知道你要来。”伊珮珂稍向后退了退，用一种让卡感到惊讶的坦诚说道，“塔耐尔打电话跟我说了。”她直盯着卡的眼睛。
“我是为选举和自杀女子的事情而来的。”
“你准备待多长时间？”伊珮珂说。“亚细亚宾馆旁有个新生活糕点店。现在我正忙我父亲的事。一点半我们在那里见面聊聊吧。”
这一幕不是在伊斯坦布尔——比如说是在贝依奥卢——而是在卡尔斯发生了，这使卡感到有点奇怪。他弄不清自己的慌乱有多少是因为伊珮珂的美貌。在雪中走了一会儿后，卡想，还好买了这件大衣。
去报社的路上，他的感觉毫无疑问地告诉自己理智上绝对不会承认的两个事实：第一：卡从法兰克福来到伊斯坦布尔一方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另一方面是单独生活了十二年后想找一个合适的土耳其姑娘结婚。第二：卡从伊斯坦布尔来到卡尔斯是因为他暗自认为这个姑娘就应该是伊珮珂。
如果这第二个想法是哪位敏感的好朋友告诉自己的话，卡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冒失，但又因为别人说的是事实，他又可能终生都会在羞愧中自责。这世上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为自己的幸福忙这忙那的话，这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卡就是这样一个卫道者。另外为结婚找一个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人，这也根本不符合一个西化了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尽管这样，去报社的路上，他并没感到什么不安。因为和伊珮珂的初次相遇，比他从伊斯坦布尔来时坐在长途车上自己潜意识中想象的要好。
边境城市报报社与卡住的宾馆中间隔了一条街，在法伊克贝依街，办公室和印刷室所占的地方也只不过比卡住的那个宾馆房间稍大一点。一面木板墙把房间分成了两部分，木板墙上挂着阿塔图尔克的肖像、日历、名片和请柬的样本、来过卡尔斯的大人物和知名人士同塞尔达尔先生的合影、镶在镜框里的四十年前的第一份报纸。木板墙另一边，踏板摇摇晃晃的电动印刷机开动着，传来悦耳的声音，这个印刷机是一百一十年前由莱比锡的鲍曼公司制造的，在汉堡服役了二十多年后，在土耳其第二次立宪的新闻自由时期被卖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又服役了四十五年，在要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1955年塞尔达尔先生的父亲用火车把它运到了卡尔斯。塞尔达尔先生二十二岁的大儿子，用蘸了唾液的右手手指往机子里放白纸，左手熟练地整理印好了的报纸(印刷机的收集筐在十一年前兄弟俩打闹时被弄坏了)，在这期间他还能不失时机地和卡打个招呼。小儿子和他哥一样，长得不像父亲，一见他，卡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他母亲的样子，细长眼，白白的脸蛋，矮小的身材，胖胖的；他坐在一个被油泥染得乌黑的柜子前，柜子有上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又装着大大小小的铅字母、模子和压印版，他正为三天后的报纸手工排着广告，他的耐心和专注可以与那些超凡脱俗的书法家们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东部安纳多鲁地区新闻业是在何种条件下挣扎着。”塞尔达尔先生说。
这时停电了。印刷机也停了下来，房间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凄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尔达尔先生问道。他点亮了蜡烛，让卡坐到了前面办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来电以后印够三百四十份，今天有远道而来的演员。”
边境城市报在卡尔斯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民族剧院对面，每天有二十来人来买；但正如塞尔达尔先生骄傲地说的那样，算上订购的，报纸销售量能达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机关订购，塞尔达尔先生时不时必须吹捧吹捧他们的政绩。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虽然离开卡尔斯定居在了伊斯坦布尔，却仍然和这里有联系的人们订购，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们的话在政府里都有一定的分量。
电来了，卡看到塞尔达尔先生的额头上因为生气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们分手以后，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错误信息。”塞尔达尔先生说。
“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哪里？”卡问道。
“警察当然会跟踪您。”这位报业人士说。“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有时也通过无线电设备听警察们的通话。我们报纸新闻的百分之九十是由省政府和安全局提供的。安全部门很清楚，您向每个人都问这样的问题：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和贫困；年轻女子们为什么要自杀。
关于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个问题，卡听到了很多解释。冷战时期和苏联的贸易额减少了；海关口岸也关闭了；七十年代共产党游击队控制了整个城市，富人们遭到恐吓和劫持；稍有些积蓄的人或者移居到伊斯坦布尔或者去了安卡拉；安拉和政府忘记了卡尔斯；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没完没了的争端……
“我决定还是把事实真相跟您说了吧。”塞尔达尔先生说。
机智和乐观告别卡已经多年了，但他现在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里有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德国一直困扰自己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但卡总是回避问题的阴暗面。现在卡心中有着对幸福的憧憬，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我们这里过去大家都是一家人。”塞尔达尔先生说，语气像是在道出什么秘密似的。“但近些年来，人们开始自称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泰雷凯梅人。当然，这里有不同的民族。泰雷凯梅人，也叫黑帕帕克人，和阿塞拜疆人同属一家。库尔德人，我们认为是一个部族，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库尔德民族主义。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在这里的本地居民，也从不骄傲地称‘我是本地人’。这里还有土库曼人、波索夫人、沙皇时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德国人，什么人都有，但大家都不以自己属于什么民族为傲。这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是那些在埃里温和巴库的共产党电台散布的，他们想让土耳其四分五裂。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穷，民族自豪感却越来越强。”
塞尔达尔先生看到卡听得认真，又换了个话题。“宗教分子们挨家挨户地转，成群结队地到你家里来做客，给妇女们带去厨具、锅、榨汁机、一盒盒香皂、一袋袋洗衣粉和麦子，在贫困的街区他们马上得到了好感，女人和女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亲近感；他们用别针在小孩的肩头别上金色的饰带。他们到处宣传，把你们的票投给真主的党——繁荣党，他们说，现在我们面临的贫困和不幸都是因为偏离了真主的道路。男宗教徒给男人们，女宗教徒给女人们做宣传。他们得到了那些遭受挫折、愤怒的失业者们的支持，得到了那些整日等米下锅、为吃饭而发愁的失业者妻子们的支持，然后他们许诺，如果投他们的票以后还会得到新的礼物。他们赢得的不只是那些毫无尊严的最贫困人们和失业者们的尊敬，也赢得了那些每日只以一碗热汤充饥的大学生、工人、甚至小贩们的敬意，因为这些人更勤劳、更正直、更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