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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挫折文学
作者：李德纯
血与火吞噬着民族独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日本一个动乱而又峥嵘的年代。日本人民壮怀激烈，发出了强烈的爱国呼吁，持续不衰的沸腾生活激荡着校园，一场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掀起了。进步青年学生走出个人、家庭和教室的小天地，从一开始就以“叛徒” 身份揭竿而起，纷纷走上街头，把青春和热情抛洒在斗争的洪流中去。这种澎湃激情，背后凝结了新一代青年学生的心血付出，是当时日本人文化精神诉求的晴雨表，也诉说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但斗争道路上险象环生，其中还受到左翼政党政治风潮的严重影响，更主要的是国家机器毕竟掌握在统治当局手中，残酷青春期的叛逆精神严重受挫。随着光阴的流逝，他们失去了当年挺立潮头的风采，淹没在人海中。这一时期的挫折文学，就真实地讲述了翻滚着的人生理想破灭后的精神拮据与文化迷失，在充满憧憬的鼓噪与玄虚中，搀杂着愤青的一腔狭隘而荒诞不经的发泄。
挫折文学是日本某些年轻作家笔下一个蕴含着深刻主题的崭新题材，反映了日本残酷年代的群众运动曲折历史，代表作家有高桥和巳、柴田翔、真继伸彦等人。20世纪中期那个日本人民刻骨铭心的重大事件, 那帧凝聚着民族意志伟力的宏大画卷, 理应得到浓墨重彩的精心描绘,得到全方位的深刻展现。然而, 挫折文学由于年轻人受到环境的感染，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禁不起挫折，表现出来的是心灰意冷。他们在距离之外审视思考自己所处的时代，对处于极端恶劣的生存状态下的精神世界的剖析、袒露是沉甸甸的。
他们在历史上演绎过辉煌，游刃于劲爆的节奏和欢快的激情，但是，他们大多是初涉青春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雨果说过：“人在逆境里更能坚持不屈，遭厄运时比交好运时更容易保全身心。”人必须学会接受遗憾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当所有赞誉与辉煌烟云散尽之后，怅惘伤感就成为挫折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他们丢掉了很多自身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昭示了个人精神演变和社会演变之间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
柴田翔的《然而，我们的日子……》1964年获1964年芥川文学奖，小说通过大桥文夫、佐伯节子、佐野等大学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命运和情感经历, 反映了学生阶层在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心理扭曲和精神变形。这篇小说，一方面展现了那场爱国学生运动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又过于渲染“左” 的和右的思想偏向造成无序的混乱，责难过多，使全书从头到尾笼罩着阴冷的灰色情调。许多男女青年在运动中相遇相爱，美丽的爱情之花在这片灰色中在绽放，他们的成长和感情生活就在这自然、美好、残酷中开始和结束，太多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发生在这些男女身上。
主人公“我”——在读硕士生大桥文夫，同从青梅竹马年代起就抱有好感的远房亲戚佐伯节子已经订婚。文夫对学校的左翼学生运动冷眼旁观,无动于衷，而节子则参加了左翼活动，发现文夫同自己不是一路人，难托终身，疲于奔命的紧张生活使二人的感情日渐疏远。他们的共同友人佐野早在高中时就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在反美运动中意识到自己无比懦弱，最后因情感的挫折和特殊年代的压力，脱党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节子对佐野的行为持批判态度，两人经历了青春的骚动与喧嚣，去旅馆度过了毫无灵性的一夜激情之后，陷入了孤独与迷茫。归途中，佐野从车站纵身跳进铁轨，有惊无险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他选择死亡时，你不可不承认他总算得上是个英雄。节子在不断的漂泊中看到了激进者在放弃激进的同时也终于放弃了知识与生命, 显示出苟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本质上的懦弱。这种懦弱让她心灰意冷, 转而委身于佐野的伙伴野濑，但最后也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再一次经受了失恋的痛苦。作家以高度的真实，刻画了野濑这个神经质的、严于解剖自己但经不住挫折的学运闯将的形象。
革命乱世中的叛逆少女节子, 既纯真又风情万种，因孤傲、叛逆而显得卓尔不群，夹缠在友情与亲情、背叛与幻灭之中。她曾经混迹都市，也曾经追逐风云，仿佛一朵在暗夜中怒放的百合。她激情洋溢, 热烈而奔放,但终究未能照亮每一颗在黑暗中徘徊、挣扎的心灵，没能从青春带来的失落和惶惑中解脱出来，带着身世的痛楚和难以释怀的愤懑、仇恨，寻找并选择了平凡，远走他乡去到东北一小镇教英语。作家以极强的控制力和爆发力，演绎了这位单纯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爱情梦幻者、学运女闯将与三个男性的感情纠葛，以及历经运动挫折和生死蹂躏的种种令人战栗的心理嬗变，以此折射出动荡时代所有人的命运。
节子对于她每天与之打交道的人的评价, 带有强烈的爱或愤世嫉俗的底色。他们迷恋着爱情，但这时的爱情已经远远超越了青春萌动阶段的生理要求，而同人生的求索合二为一。因此，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与爱恨交加的爱情纠葛, 格外增添了他们的哀愁，以及由热变冷的迷惘和失望。他们的声名因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而起，又因反对的徒劳，在孤寂中被人们忘却。在柴田翔的文字的点染下，虽然他们曾经意气风发的眼里已经烙上了岁月的痕迹，但运动带来的激情、纯粹、热烈和友谊仍然常常让人怀恋，而他们最后的风流云散又让人感慨深重，因为那段难忘的岁月毕竟是作家那代人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
高桥和巳的《忧郁的党派》（1960）重新审视了1952年反对“破防法” 出笼和五一流血惨案那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刻画了几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崛起与蹉跎。他们是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所凭依的是情绪的热烈，而非理性的坚定。大起大落的社会变动本身就是对灵魂的陶铸，然而，他们未能站稳脚跟，以单纯得近乎透明的理想主义去判断错综复杂得令人目眩的现实。一个时代的人们如果不能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重负，就要在它的重压下葬身荒野。后来的生活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当运动遭受挫折时，由于对失败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弱，他们便对人生充满厌世悲观，生命的翅膀终于一个个折断了。即便如此，他们却拥有了太多的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深切真诚的信念仍然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高桥的《邪宗门》（1966）写的是新兴宗教团体“日之本救灵会”创立于二十年代，信徒过着原始共产主义般的平等生活，战争期间屡遭军国主义镇压。小说主人公千叶江洁于战争结束时从前线复员归来，成为该会第三代教祖，曾率领教徒武装起义，被驻日美军镇压，千叶饿死于贫民窟。小说虽然背景是战前和战后初期，但倾向与挫折文学一脉相通，同样是将探究一代人心灵轨迹的真诚与不动声色的嘲讽结合在一起，完成了近乎虔诚的表白。
真继伸彦的代表作《发光的声音》(1966)，描述了1956年波匈事件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引起的严重的思想混乱和日共党员中村教授内心遭受的苦难。中村不能适应纷乱的现代社会。因波匈事件产生信仰危机，为解脱迷惘困惑自杀未遂。作家用一种强烈的悲观失望代替了温和的理想主义。全书不乏真挚、大胆的怀疑精神和自我解嘲，以及对时下流俗的鄙弃。
挫折文学作品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横贯历次政治风云，背景纷繁复杂，从酝酿、组织、爆发、高潮到迅速衰退，包括了从原教旨主义的圣战到可能偏离正常轨道的过程。从挫折文学艺术结构背后的文化气氛来看，当时的文化透露着生命的痛苦、对乌托邦的向往和叙事的分解。挫折文学产生在这种总体文化氛围之中，其表层故事无不充溢着悲凉肃杀之气或狂乱的躁动不安。复杂的精神状态以及强烈的挫折感，使作家们对人生和社会感到绝望和被排斥，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群众运动大部分已经成为过去，其余的只在他们的精神需要中延续。但不论怎样，能拥有这样的心灵自传是令人艳羡的青春，能饱尝这样的飨宴，即使是虚幻的，也是曾经富有的体验。它的诗性下面虽然总与凶恶相关，但诗性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作家们的命运随着日本民族的命运告急，他们凄苦而又昂奋的脚步声至今还在历史的深谷中回荡，促成了向往诗性的浪漫之旅，也促成了一次次由浪漫铺成的挫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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