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意大利画家古图索
作者：欧阳英
雷纳托·古图索（Renato Guttuso）1911年12月26日诞生在西西里地区的巴盖利亚，这是位于该地区首府巴勒莫附近的一个小镇。古图索的父亲从事土地测量工作，以业余时间画水彩画，正是父亲的爱好，使古图索很小就接触到绘画，并进入到当地画家的画室。古图索回忆往事时，说过如下的话，“在我六七岁和十来岁时，我的道路就确定了……”
从13岁起，古图索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名签日期，或许他已经把自己当作画家来看待了。这时，古图索临摹了不少19世纪西西里地区的风景画。这一类经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西西里地区生活的认识，为他的艺术埋下了种子。1928年，古图索一边在巴勒莫读书，一边跟未来主义画家里佐学画，这样的学习，自然会促使他了解当代的艺术潮流，同样有助于他的艺术。1930年，19岁的古图索进入巴勒莫大学攻读法律。从西方许多著名美术家的经历推断，他的这种选择，很可能受到家庭或社会风气的影响。幸好，没多久古图索就醒悟过来了。随着自己的两幅画1931年在全国美术四年展上展出，古图索意识到应当告别法律，全身心投入绘画。1932年，古图索与五名西西里地区的美术家在米兰一家画廊举办联展，就这样，年轻的古图索一步步深入到绘画世界中去了。
《父亲像》（1930年）、《水手的女人》（1932年）、《海难》（1932年）等油画展示出古图索已经是一位不错的画家了。观注现实生活，观注人的命运，这样的特点在上述作品中体现得颇为鲜明，它也将成为此后古图索创作的主线。就作画方式而言，利用有力的笔法和沉着的色调，塑造出雕塑般的坚实人物，营造出浑厚的画面气势，是古图索着力的重点，这形成了一种表现性的写实绘画。有别于上述油画，水粉画《情人》放弃了借助明暗变化塑造立体形象的方式，以奔放的色彩笔触涂抹出一对平面性的简略男女形象，整个画面似乎受到一股内在激情和活力的左右。画风的不一致，表明年轻的画家仍在努力探索，寻求自己更满意的语言。从古图索后一阶段的创作判断，强调形体与强调色彩的做法有融会的趋势，但色彩的表现力似乎更受画家重视。
作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油画，如《浪子》（1935年）、《有围巾和雨伞的自画像》（1936年）、《嘲弄基督》（1938年）、《乡间行刑》（1938年）、《画室里的百姓》（1938年）、《逃离埃特纳》（1938—1939年），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古图索作为一个人和艺术家的基本面目。关注现实，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反抗暴政，反对法西斯势力，这样的一些态度贯穿在上述作品中。《嘲弄基督》创造性地沿用了历史悠久的宗教美术题材，对当代社会现实进行讽喻。《画室里的百姓》以平实的手法描绘出令人信服的普通人形象，从中可以感受到画家的柔情。《乡间行刑》和《逃离埃特纳》更直接有力地表达了古图索的政治立场。前一幅画以特写式构图突出了残酷的枪杀场面。穿白衣的受难者，那不屈服的英雄形象，不由让人想起戈雅一百多年前创作的《1808年5月3日的屠杀》中的年轻主角。难怪有论者说“那白衬衫就像黑暗场所的一声呐喊”。像戈雅一样，古图索也是有感而发，1936年，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秘密处死了加西亚·洛尔加，此画就是为纪念这位西班牙大诗人创作的。后一幅画与《乡间行刑》不同，是一幅场面大人物多的油画。创作这幅画时，古图索受到毕加索不久前完成的反法西斯大作《格尔尼卡》的启示，但在形式语言上，他并没模仿毕加索，而是运用了写实意味浓重的画法，让刻画生动的立体性人物、动物和物品与带有空间深度感的场景融为一个富于动态和激情的和谐画面，这表明古图索在追求现代性时并没放弃传统因素。
面对当代重大事件——西班牙内战时，古图索的立场十分鲜明。他站在民主进步的力量一边，用自己的言行反抗法西斯势力。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古图索参加了意大利美术家团体——潮流（Corrente）。该组织成员是一批年轻的意大利美术家，他们的艺术风格也许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反对意大利另一个美术团体——意大利二十世纪（Novecento Italiano）的地方主义倾向。这种态度与他们反法西斯、反纳粹的立场密不可分。在当时的意大利，二十世纪已经成为墨索里尼利用的一股力量。同样，他们支持现代主义美术的态度也与反法西斯、反纳粹的立场紧密相连，因为把现代主义美术视为堕落美术大加讨伐驱逐的正是纳粹势力。
1937年，古图索移居罗马。他的画室成为文人艺术家聚会的一个中心，大作家莫拉维亚等经常出入其中，与他讨论各种感兴趣的问题。古图索一直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在争民主求进步的运动中，他感受到共产党的存在和作用，渐渐认同了共产党的理想。1940年，古图索正式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不管风云如何变幻，古图索始终坚守着他的政治立场。
与毕加索等共产党员一样，古图索在艺术上并没接受苏联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原则，他一方面继承传统写实性绘画的因素，一方面吸纳近现代不同绘画流派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较为平易近人的具象性绘画风格。审视一下20世纪40年代的古图索作品，不难感到参加共产党后的画家仍然沿着自己的艺术路径行进，没有被什么条条框框束缚。
对社会现实做出反应，就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表达自己的态度，依然是古图索绘画的主旨。《室内基督受难图》（1940年）、《基督受难图》（1940—1941年）、《枪杀》（1942年）、《有受伤马匹的战斗场面》（1942—1943年）、《屠杀》（1943年）、《死之胜利》（1943年），看到这样的绘画标题，不难发觉让古图索牵肠挂肚的尽是苦难和死亡之类。这一切全与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社会矛盾紧密相连，难怪古图索要反复描绘这类令人心情沉重的题材。由于古图索的创作直接呼应着公众关心的严肃社会问题，所以它们往往会在公众中激起强烈反响，有时甚至会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著名的《基督受难图》遇到的情况，就是一个显著例证。众所周知，在西方绘画历史上，以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故事为题的作品数不胜数，其中亦不乏佳作。古图索选择这一题材，目的在于借古喻今，对当代人类的命运、现实生活的苦难、日益猖獗的法西斯暴行做出艺术回应。为了宣泄积聚在心头的情感，古图索吸收了凡·高、毕加索等人绘形用色的特点，在保持写实性的基础上，借助大胆夸张的形色处理，创作出这幅别具风貌富于冲击力的基督受难图。它一面世，就引来种种议论，教会十分反感扑在基督身上痛哭的裸女形象，发布公告、禁止神职人员和信徒参观这件作品。尽管对如何看待这幅画有争议，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它像《格尔尼卡》一样，深刻有力地传达了古图索对血腥杀戮的抗议之情。《基督受难图》及类似的作品，向我们证明着古图索确实在力求使艺术有益人类。
有益人类的绘画不全是《基督受难图》、《屠杀》这样的作品。以一种富于人性、热爱生活的态度描绘人和物，同样能产生有益人类的绘画。《一家人》（1940年）、《戴红帽的米米丝》（1940年）、《静物》（1940—1941年）、《红桌静物》（1942年）等作品，展示了古图索艺术的这一面。美妙的色调，生动的笔触，配合着令人信服的可辨可视的具体形象，带给观者审美的愉悦。从古图索偏爱暖红色调这一点上，或许也能体味到他的艺术情趣，现代不少热爱生活的画家都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亲近这样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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