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意大利画家古图索
作者：欧阳英
随着公众日益广泛的承认，古图索作为一名杰出画家的地位在战后确立起来。从1948年到1956年，他的作品连续五次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一些国际著名评论家对他的艺术颇为关注和欣赏，如大力支持毕加索、布拉克等立体主义画家的英国人库柏（Cooper）在50年代初就作了如下表白：“在今日欧洲工作的年轻画家中，我认为没有谁比他更为吸引人、更有天才、更具个性、更值得重视。”诸如此类的评价，自然会提高古图索的声望。与此同时，天主教会仍然对古图索的创作耿耿于怀。1952年，威尼斯大主教向第26届威尼斯双年展主席施压，阻止那幅大名鼎鼎的《基督受难图》出现在古图索个展上。作画之外，古图索也把不少精力花在美术评论上，为世界著名报刊撰稿，在各地讲演和争论，与他的绘画形成一种相互映衬的状态，就像小提琴奏鸣曲中的小提琴和钢琴。
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时代，只有少数西方美术家能在东方受到欢迎和尊敬，古图索就属于这少数人的行列。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位意大利共产党画家身上，找到了在西方世界里对抗抽象美术等反动没落艺术的榜样。古图索获得了在东方阵营访问和举办展览的特权。1972年，他先后在莫斯科和东欧一些城市举办了大型展览。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奖金，表彰他为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和友谊作出的杰出贡献。
综观二战后古图索的绘画，那种在二战期间绘画中经常出现的阴沉可怕场面明显少了起来，描绘意大利人日常生活的绘画以及人物画、静物画、风景画多了起来。显然，这种变化是社会状况变化的反映。在作画时，古图索基本承袭着前一阶段的表现方式，在或多或少保持写实的基调上，广泛吸收现代主义绘画不同派别或名家的因素，使之形成一种带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艺术特点的具象性绘画。这样的绘画在总体的一致下，也会有各种差异。我们不妨以具体作品为例，更细致地了解古图索战后绘画的面目。
《燃烧木柴的炉膛》（1948年）是一幅颇为别致的静物画。在深黑色炉体衬托下，炉膛里燃烧的木柴被熊熊火光包裹着，构成了一个红色调的抽象画般的景象，写实性与抽象性在这幅绘画中巧妙地融会在一起。《海胆》（1950年）和《静物》（1963年）同属一类绘画，但前者真实的形状是由凡·高式的表现性笔法描绘的，后者形的分析和组织则流露出立体主义的特征。风景画《冬日维拉特的屋顶》（1957年）和《莱奥尼纳路上的屋顶》（1962年）均运用了俯视状构图，但处理方法并不一致，一幅画强调生动的表现，另一幅画注重理性的构造，其情况近似上述《海胆》和《静物》。虽然远非抽象派画家，但《阿尔及尔的屋顶》（1957年）几乎可以跟他欣赏的法国画家斯塔尔的《赋格》相提并论，称得上一幅抽象意味浓烈的绘画。他的描绘人物和生活场面的绘画同样呈现出差异性，《吸烟者》（1958年）的奔放画法与《布吉乌吉》（1953年）、《海滩》（1956年）中众多男女的严谨造型判然有别，而《讨论》则把写实倾向鲜明的人物与典型的立体主义拼贴图景结合成一体，其作法与同样是描绘现实生活场面的《布吉乌吉》和《海滩》有着明显的不同。
直到晚年，古图索仍然忠于自己的信仰。1976年，作为共产党员的他当选为参议员，在政治领域继续发挥着作用。同样，晚年的古图索也继续在绘画领域从事着创作。他饱满的创作热情体现在大型的纪念性绘画上，也体现在小型的女人体习作上。《宴会》（1972年）、《装甘蓝的车》（1973年）、《乌西利亚集市》（1974年）、《电话》（1980年）、《维拉特的黄昏》（1980年）、《希望对希望》（1982年）、《有绣球花的维拉特草地》（1984年）、《女人体》（1985年），就是古图索不竭创造力的生动佐证。
《宴会》以毕加索为中心，让他笔下不同时期的著名形象围绕在他周边，陪同他进餐。通过这种富于想象力的表现方式，古图索传达了自己热爱这位前辈艺术大师的心情。《乌西利亚集市》是一幅方形大画，古图索以饱满的装饰性构图，精确塑造的人物和物品，真实丰富的色彩，美妙地再现出故乡巴勒莫一处集市的景象。在创作这幅大画时，古图索调动了早年的记忆，注入了深挚的感情，难怪它的每一处细节都值得我们反复玩味，与画中人和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注重观察生活，有真情实感，是古图索艺术成功的重要因素。熟悉他的莫拉维亚就说过：“古图索像公牛盯住红布那样着迷地凝视对象。”他晚年的风景和女人体的魅力，同样离不开这种深刻的体验。注视他笔下的一个个女人体，在惊叹古图索精湛的写实功力之余，也会惊奇地发现它们的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他以各种方式隐去女人的面孔。这么处理，无疑会让观者全力观注人体本身。最后十余年，古图索画风更趋宁静平和，那用严谨笔法描绘的真实形色世界中时不时透露出醇厚的传统韵味。
无论多么美好，个体的生命和创造总有终止的一天，古图索也不例外。1987年1月18日，古图索在罗马去世，他的创作也就此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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