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杰出的墨西哥画家塔马约
作者：欧阳英
19世纪即将结束之际，1899年8月25日，在墨西哥瓦哈卡市，鲁菲诺 · 德尔 · 卡门 · 阿雷利亚耐斯 · 塔马约（Rufino del Carmen Arellanes Tamayo）诞生了。这位未来大画家的父亲曼努埃尔 · 阿雷利亚耐斯 · 塔马约是个鞋匠，母亲弗洛伦蒂娜 · 塔马约是名裁缝。六岁时，他的父母离了婚，原因是父亲搞上了别的女人。1909年，被小塔马约视同父亲的外祖父因患疟疾去世；两年后，他的母亲又被肺病夺去生命。连续的不幸，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沉重的阴影。母亲逝去不久，十一岁的塔马约决心同生父断绝关系，开始用鲁菲诺 · 塔马约这个姓名称呼自己。与此同时，因为恨透了抛弃他们母子的生父，他宣称生父已死。尽管他的生父到1967年才去世，但在此后五十多年间，塔马约一直坚称生父死于1911年，距母亲逝世没几个月。
外祖父和母亲相继过世，促使塔马约家庭于1911年底移居墨西哥城。在这座大城市里，小塔马约开始了新生活。最初，塔马约仍然像在瓦哈卡时那样迷恋音乐，跟人谈论心爱的作曲家巴赫、莫扎特，向驻扎在他那个街区的士兵学习革命歌曲和民间歌曲。不过，从小就显露的音乐天赋渐渐被新爱好淹没了。这个新爱好就是绘画。塔马约迷上绘画是从美术明信片开始的。他在棕榈街一家商店里见到它们后，便热心地收集起这类图片来。他在下午照料自家水果摊时，抽空临摹它们，姨妈和舅父希望他能经营水果生意，把他送进一所会计学校学习，但十三四岁的塔马约总是想方设法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绘画上。1915年，塔马约更进了一步，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国立美术学院学画。两年后，十八岁的他正式进入这所美术学院。从1917年起，有三年时间，上午学习绘画和下午照料自家店铺成为他固定的日程安排。看来，对塔马约来说，学画真不是件易事。
国立美术学院的绘画教学，跟当时不少老美术学院的教学一样，是传统的、保守的。塔马约和不少同学都不满意陈陈相因的授课方式，但他们的抗议和斗争并没能带来实质的变化。1921年，深深失望的塔马约决定放弃学业，离开国立美术学院。
恰巧这时，来自瓦哈卡的同乡巴斯孔塞洛斯当上了公共教育部长，他请塔马约担任国立考古、历史及人种志博物馆本土人种志绘画部主任。这一职位使塔马约有机会接触到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之前的古代雕塑和民间美术。那些极具民族特色的质朴而又优美的创作，震撼着年轻画家的心灵，深受感染的塔马约从中汲取到创造自身绘画艺术的丰富营养，在他以后众多作品的处理上，不时可以看到墨西哥古代雕塑和民间美术的影响。接受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的特质，创造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独特现代美术，正是二十世纪众多墨西哥美术大家的共同追求。应当说，墨西哥人的这种美术追求及其成果，迄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值得发展中国家的美术家效法。
塔马约最初的绘画留存下来不多，作于1920年的《瓦哈卡的一座小教堂》和下一年完成的《帕茨库阿罗镇》是其中的两幅风景画，它们让人看到了塔马约学艺时的倾向。头一幅油画显示出后印象主义的特点，后一幅油画流露着近似印象主义的品质。看来，这时的塔马约还处在模仿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绘画新潮的阶段，这也是当时许多反叛学院教学传统的年轻画家都经历过的阶段。真正的美术家谁能离得开从模仿起步的阶段呢？
《留声机》（1925年）、《工厂》（1925年）这样一些作于塔马约任职人种志绘画部期间的静物或风景画，与上述《帕茨库阿罗镇》等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沉着的色调取代了鲜明的色调，二十世纪的立体主义或未来主义的倾向凸现起来了。与此同时，从中散发出来的那股质朴的气息不由令人想到墨西哥传统的浸润。
1926年4月，塔马约在墨西哥城举办了首次个展，同行与文化界的好评是对这位年轻画家的鼓励，他更加大胆地前行了。
就在同一年，塔马约带着少量积蓄和卖画所得，与同龄好友、音乐家查韦斯一起来到纽约。经济上的窘迫制约着他们的追求，塔马约急切想展示和卖掉自己的画作。得到作家兼美术家帕克的帮助，1926年10月，在纽约的魏厄画廊推出了题为“鲁菲诺 · 塔马约油画、水彩画、素描及木刻”的展览。这个以展示瓦哈卡土著印第安人形象和生活的展览颇为成功，报纸纷纷介绍，评论家交口称赞，再加上三十九件展品卖掉了十二件，凡此种种显然鼓舞了塔马约。被评论家们所感受到的“印第安人塔马约”今后将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作用，深入开掘本土形象的丰富内涵，追求属于墨西哥的独特美术。
旅居纽约期间，入博物馆、访画廊、接触美术家，成为塔马约的主要任务。这些与作画相辅相成，共同培育胸怀理想的塔马约，使他的艺术一步步走向成熟。纽约这座美洲首屈一指的艺术重镇，为塔马约提供了更多了解20世纪欧洲美术新潮流的机会。在人们列举的那些对他产生过影响的欧洲现代主义美术大师中，毕加索格外吸引他。从塔马约此后的创作上，不难感到这位西班牙人的印迹。有位评论家甚至说“碰到毕加索，画家塔马约才完全成熟了”。
有赞美，有赏识，有展览，但这些都不能改变塔马约和查韦斯缺钱的状况。不幸，雪上加霜的情形出现了，塔马约患上严重的胃病。走投无路的他在查韦斯的陪伴下回到墨西哥，结束了两年的首次美国之旅。
纽约评论界的赞赏提高了塔马约在祖国的声望，往日曾认为其作品缺乏“革命内容”的本土评论家也开始关注他了。塔马约1928年底在母校获得绘画教师的职位，恐怕是与其声望提高有关的。尽管身体仍然欠佳，教学之余塔马约并没放松研究画艺和参加展览。这时，形而上绘画迷住了他，受德 · 基里科影响，他画了一些具有神秘色彩的油画，《有脚的静物》（1928年），就是这样的作品。在同一阶段或不同阶段，吸收不同营养，创作不同风貌的作品，这是现代美术家常有的现象，塔马约更是如此，难怪有评论家称他为“综合者”。
回母校任教，使塔马约认识了女学生玛丽亚 · 伊斯基耶多。他很快就与这位已有一子二女的离异少妇共堕爱河。此后的四年零四个月，他们像夫妻一样居住在一起，共同作画，分享日常生活的乐趣，直到另一个女性进入塔马约的视野。
《自画像》（1927年）、《静物》（1928年）、《少女们》（1929年）、《红裸女》（1930年）、《玛丽亚 · 伊斯基耶多像》（1932年）、《窗》（1932年）等不同题材的一大批绘画，反映出塔马约在三十岁左右已是一位优秀的美术家。在具象绘画的世界中，他把现代主义绘画的经验与墨西哥美术的传统糅合起来，传达他作为一位印第安血统的画家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单纯、浑厚、质朴、粗犷的品质贯穿着上述意蕴和情调不尽一致的作品。那些刻画本民族人物形象的《自画像》、《红裸女》、《玛丽亚 · 伊斯基耶多像》的艺术感染力与这些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须臾不可分。
1933年，塔马约应邀为墨西哥国立音乐学院绘制大型壁画。有别于里韦拉、奥罗斯科、西凯罗斯那些壁画大师，塔马约本质上是属于架上绘画的美术家，类似《歌唱与音乐》这样的装饰性壁画创作并非他的创作重点。这个任务帮助塔马约认识了女钢琴家奥尔加 · 弗洛雷斯 · 里瓦斯，于1934年初与她结为夫妻，那位有才能的女画家的抗争和愤怒都无法阻止塔马约的选择。我们在塔马约的肖像画中能反复见到陪伴他一生的奥尔加的形象。
这时，在其创作中回避政治或革命题材的塔马约开始参与1934年成立的革命作家与艺术家联盟的活动。1936年，塔马约代表该组织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美国艺术家大会。由妻子相伴，塔马约来到纽约。原定两周的旅行突然变成了十四年的居留。当然这漫长的岁月中点缀着定期的返乡。作为外来者，塔马约在美国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他得向移民当局证明有能力维持自身与妻子的生活，为此他不得不长年依赖本国教育部支持，尽管这种支持远非理想。由于不愿靠卖画谋生，从1938年到1947年，塔马约在当时一所最先进的私立学府多尔顿学校教授绘画。顺便提一下，早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俄裔大雕塑家阿尔奇片科担任过该校雕塑系主任，与塔马约相识相交在这里。创作与展览，自然也是长久居留美国期间必不可少的事，这些就不一一细述了。
这十四年，塔马约继续探索，创作出一批特色独具、韵味醇厚、形式多样的佳作，艺术上达到了更加纯熟的境界。虽然有种种不同的尝试，但他始终离不开已渗入血液的民族文化传统，坚持从墨西哥固有的艺术和印第安人的生活中寻求题材和灵感。
作于1937年的油画《可爱的小姑娘》就是动人的范例。这是一幅描绘印第安女孩的全身像。利用直线性的构图、生涩的笔法、简略的形体处理、冷暖色彩的对比，塔马约塑造出一个不亚于委拉士开兹笔下西班牙小公主画像的普通人形象。没有民族感情、没有对民族艺术传统的理解，能把这个小女孩刻画得如此朴实而又庄严，具有一种纪念性的气派吗？
毕加索对塔马约的影响在纽约现代美术馆1939年举办毕加索大展后显得更加突出了。《红假面》（1940年）、《弹吉他的女人》（1941年）、《长笛演奏者》（1944年）、《耍鸟人》（1945年）等油画，《戴披巾的女人》（1947年）、《拿西瓜的男子》（1948年）等素描，都让人明显地感到毕加索的影子。那个创作了《格尔尼卡》、融立体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于一身的毕加索显然迷住了比他年轻的塔马约，否则后者不会那么长久、那么广泛地借鉴和吸收他的艺术成果。在众多受毕加索启示的作品中，作于1941年的《动物》和1945年的《长笛演奏者》是颇为精彩的两幅油画。现代主义大师的经验与墨西哥民间美术的因素水乳交融，化为塔马约的艺术。前一幅作品上，两条形貌夸张的恶狗占据着整个画面，它们朝天狂吠的形象，在黑红两色配合下，强化了作品令人生畏的气氛。塔马约以象征的手法，传达了反战、反法西斯的感情。这样政治色彩鲜明的创作对塔马约来说是罕见的。后一幅作品的选材更符合常态，古朴的形象，美妙的色调，营造出梦幻般的诗情，让人体会到生活的幸福。
学习他人，但又没有模仿的印迹，一切都显得自然和谐，这才是值得称道的。《动物》和《长笛演奏者》就是这样的作品。其实，塔马约向许多现代美术的代表人物学习过，塞尚、高更、马蒂斯、米罗等都或多或少进入过他的视野，给他提供过启示。但正如以上所述，塔马约的好作品，往往不一定能明显地透露出效法何人的痕迹。迷人的静物画《西瓜》（1941年），就是这样的作品。墨西哥人爱吃的水果被隆重地展示出来，绚丽的红色调及平面化的处理，是否吸收了马蒂斯的艺术，真是很难肯定。不过，有人认为塔马约如此偏爱描绘切开的西瓜与他早年的经历不无关系，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与墨西哥人生活的密切联系，是塔马约艺术的常青之源。
1947年，塔马约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对里韦拉、奥罗斯科、西凯罗斯进行了批评，认为“三大师”应对墨西哥绘画的衰落负责，他们已丧失了往昔的光彩。与此同时，针对别人指责他是反民族主义的“法国化墨西哥人”，塔马约作了如下回应：“艺术品中的民族因素是次要的，不过由于我是墨西哥人，而且是印第安人，我的墨西哥性不必寻找就会自动出现。墨西哥特征不是根本的，但我无疑把墨西哥精神赋予了我的作品，这是我与那些只因主题被看作墨西哥人的美术家不同的地方。”细细品味这段话，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塔马约的艺术。
1948年6月，墨西哥新成立的国立美术院为塔马约举办了大型回顾展。评论家一致认为塔马约二十年的创作是民族美术的菁华。特地在一间展室里陈列的墨西哥古代雕塑、民间工艺品和人种学照片，让参观者了解到塔马约作品与墨西哥文化的内在联系。同年8月，塔马约携夫人赴欧洲。他首次游历了法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见识了丰富多彩的欧洲文化。塔马约最喜欢的城市是巴黎。从他第二年写的一封信中，我们能见到如下句子：“巴黎无疑向我敞开了大门。我已与梅格画廊签约，你知道，这是法国最重要最活跃的画廊”。塔马约开始打算在巴黎插上国旗，闯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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