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围困
作者：米哈伊尔．库拉耶夫
那些轻率的、怀着希望、也许还深信一句言简意赅的格言可以阐明生死意义的人往往引用这样一句话：
“无用的生命总是过于漫长。”
我们的鲍里亚从四一年十一月活到四二年二月四日，假如他的生命是无用的，那么是不是也是太漫长了呢?
鲍里亚没有做过任何坏事。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没有招惹过任何人!对妈妈来说，他还是她所爱的那个人的化身，她一直想要一个儿子，长得和父亲一模一样的儿子……他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一种记忆……
那么好处呢?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我不信，我永远不会相信华丽的词藻可以涵盖生命的全部奥秘，不，生命比词藻更加严肃，更加聪明。令人惊奇的是，生命能够抵制花哨的语言和荒唐行为。
要不是这句该死的话，也不会想到在我弟弟短暂的生命中寻找意义，但是既然带侮辱性地指出了这生命无比漫长，这就迫使我从另一个角度，从这生命绝对有益的角度去看待这短暂得犹如昙花一现的生命。
……他死的时候还小，他一生中只有两件事：降生和死亡。而小孩都喜欢玩游戏。尽管就年龄而言他还不会玩游戏，但是他跟我们已经玩了五十年，玩他自己想出来的“坟墓游戏”。像他那种情况，又能玩什么别的游戏呢?
不能说这个“游戏”毫无用处，其中有赢家，也有输家，他就是输家。鲍里亚发明了这样一种游戏，而你们还说“无用的生命……总是过于漫长”。
请听我细细分说。
首先，姥姥是赢家，实际上是鲍里亚使她免遭与其他人合葬在沟里的命运。他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瓦西里岛居民，有资格葬在斯摩棱斯克公墓，假如没有他，人家理都不会理塔托契卡，用那些整天跟死神打交道的墓地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在棺材里占据了大部分位置的姥姥“只能偷偷葬在旁边”。
鲍里亚卸下了压在我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使我们不再因为找不到贝尔塔阿姨、尼娜阿姨、阿尔卡基舅舅的坟墓而感到伤心……
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那些饶舌者闭嘴。
这还不是全部。
瓦莲金娜，我们的一位表姐，围困时期跟随所在的中等技术学校留在了城里，她至今还认为她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全靠鲍里亚，她已经七十岁了，她一辈子都是整个家庭也是整个家族的顶梁柱，她那放荡的父亲，她那逆来顺受的母亲，她那起初在前线后来又在监狱里受尽磨难的哥哥和姐姐，还有那个总共只上了三年学、一辈子靠姐姐接济的弟弟，全都靠瓦莲金娜照顾。
当然，可以说瓦莲金娜运气好。鲍里亚是在月初死的，他的粮卡实际上还没有动用过，妈妈没有把粮卡上缴，而我们不久就离开了，她就把粮卡留给了自己的外甥女。
虽然一月份的口粮供应增加了一百克，但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单靠自己的一份定量是无法活下来的。瓦莲金娜到区苏维埃领疏散证的时候，人家把她当成了老太婆，说老奶奶您还得等一等。如果说“老奶奶”的双脚还能走动的话，那么仅仅是因为她还有鲍里亚的那张粮卡。在一月份，即使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麦子、油脂和肉也远不是人人都能够得到的，而二月份的那份定量在月初就说要保证供应。还说要给孩子供应细麦片和大米，每人一公斤。大麦是一回事，而大米完全是另一回事!鲍里亚的大米!
这还不是全部。
当你走在由东到西横贯围困公墓的那条小路上的时候，左右两侧积雪底下全是略微高出地面的一溜无名氏墓。在每一条相当宽阔的沟面前，在铁条焊成的支架上都有我们从孩提时代就十分熟悉的白底黑字的搪瓷牌：“此坟墓由科特里亚科夫工厂负责保护”，接下去一块上写着：“……由加里宁工厂负责保护”，“……由乌里茨工厂负责保护”，“……由斯卢茨卡娅医院负责保护”，“……由波罗的海奥尔忠尼基泽工厂负责保护”，“……由列昂诺夫电车场负责保护”……
瞧，我们也有了一个以鲍里亚的名字保护的无名烈士墓，而且鲍里亚的名字比那些已经不再永恒的名字活得更加长久，因为现在正在为那些拥挤的坟墓准备新的墓碑。
趁母亲坐在一段圆木上满心欢喜地看着自己的“近卫军”(这是她的最高赞扬!)在收拾鲍里亚的坟墓，在建立仁爱的功勋的时候，不妨说一说姥姥之死。判处姥姥奥尔加 · 阿列克谢耶夫娜死刑的恰恰就是妈妈，她的亲生女儿。妈妈后来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没有掉眼泪，语气不慌不忙，每次都好像在倾听自己说话。
妈妈做事始终循规蹈矩，虽然自己也不是始终明白这些规矩的含义。譬如说，她住在瓦斯街，可是从来没有跨进过崭新的富丽堂皇的“莫斯科”影剧院的门槛。个中原因不难猜测，因为这影剧院是三十年代拆了教堂建造的，而她是在这座教堂里受洗的。但是她年轻的时候根本不信教，既不向上帝乞求，也不向上帝呼吁，因此本能地厌恶“莫斯科”影剧院完全不是出于宗教的偏见。
“妈妈，为什么你从来不去‘莫斯科’影剧院?”
“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要建在这里……没有别的地方……本能的厌恶。”
至于为什么妈妈住在第八小街与小直街交界处却又从来不在对面那条按照瓦西里岛的规矩叫做第九街的街上走，那就更没有什么理由解释了。其实，第九街上除了红色工会国际俱乐部之外，什么也没有，即使有时候要到那个俱乐部去，她也是径直走去，也就是说，从我们家门口斜穿过去。即使在第八街的墙上出现了“公民们!遭受炮击的时候这边的道路更危险”这样一些千篇一律的蓝色标语的时候，她还是没有改变只走第八街的习惯。
城市是从九月四日开始遭到炮轰的，也就是在包围圈形成之前，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炮轰使城防部队措手不及。直到四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才第一次通过无线电广播通知大家城市遭受炮击。过了将近两个月之后才确定并通过电台广播了三种通告。炮轰开始后播送的第一个通告是这样的：“请注意!请注意!列宁格勒地方防空司令部现在发布通告。列宁格勒正在遭到炮轰。禁止行人和车辆在街道上行走和行驶。全体居民立即隐蔽。”如果炮击时间比较长，有时候延续一小时甚至更长，那么每隔十至十五分钟播送第二个通告：“请注意!请注意!……炮击还在继续。”实际上不用广播也听得十分清楚。等到德国人“送肉饼”或者像炮兵们开玩笑说的“对城市进行修理”修理得累了，广播里才响起“解除警报!”的军号声和期待已久的通告：“请注意!请注意!炮击已经停止。行人和车辆可以重新开始正常活动。”不是恢复，而是重新开始!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已经无法恢复了，已经永远结束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4年1月22日，那天早晨四点三刻，在勃拉戈达特内胡同，就是现在的勃拉戈达特街一带，在莫斯科区，爆炸了最后五枚炸弹，炸死了两人，炸伤了三人。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警报解除!”的信号发出之后，那些对城里的广播非常熟悉的德国兵好像故意嘲弄似的，还会发射一两颗炮弹。
就在每天都遭到不止一次炮击、而又尚未公开发表通告的那些日子里，妈妈居然在炮击开始后跑来跑去寻找凭粮卡能够买到食品的商店。尽管第八小街被宣布是最危险的地段，妈妈还是在第八街跑来跑去，既出于习惯，也因为人们都涌到了第九街，根本就走不快。
也多亏严格遵守了这个习惯，妈妈才得以活下来。
一听到最初的几声爆炸，她赶紧收拾一下就冲到中直街，因为那里有两家面包铺、一家美食点、一家“牛奶联盟”和两家食品店。炮弹就落在“眼皮子底下”，爆炸的声音响得她都听不到。只觉得有一只无形的巨掌一把抓住房子里的东西，然后连同墙壁、屋顶、杂物和破烂的家什统统扔了出来。巨大的气浪裹挟着大楼和家具的残骸冲向对面挤满了行人的第九街人行道。被炸裂的大楼还在继续往下掉碎砖断瓦，四分五裂的大楼内部笼罩着浓烟和灰尘，街上的人们已经在呻吟、 嚎叫、 哭喊， 一个孩子在拼命尖叫……
一想到自己现在必死无疑，她吓得耳朵几乎聋了，根本听不见周围呼救的喊叫声，赶紧扭头往家跑。
姥姥听了妈妈讲述的那段噩梦般的经历，对妈妈说：“安涅契卡，往后你出去的时候别把所有的粮卡都带走。”
十二月下旬出现过一段短暂的解冻时期，一堆堆积雪像开春的时候那样变重了，变矮了，踩得非常结实的积雪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走路变得十分困难，但是从一月份开始天气又暴冷了起来。元旦那天的气温是零下二十五度，一月二日是零下二十六度，这样的天气延续了整整一个月。就在这样寒冷的季节，城里频频发生火灾，引起火灾的原因是人们为了取暖而使用自制的小铁炉、煤油灯以及胡乱搭起的炉灶。战后好长时间还能看到许多房子的墙上刷着只有在疯人院才能见到的标语：“禁止携带燃烧的火把破布上下楼梯并进入阁楼和地下室”。
一月十三日，百货大楼发生火灾，不是因为遭到轰炸或者炮击，而是由于用火不当，大火烧了整整一天一夜，没有灭火的工具。关于这场火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列宁格勒人对待这类火灾的消息就像听到自己房子的某个部分被烧掉了一样，已经习以为常了。还在秋天刚开始的时候，动物园里的“美国山”化成了灰烬，人们互相转告这个消息的时候还带着特别惋惜的口吻。就像当初听说那头母象被炸死一样。
“既然连城里惟一的一头象都没法保住，那么……”
“既然连百货大楼的大火都没法扑灭，那么……”
如果说一月间那场冻得人们叫苦连天的严寒已经超出了所有可以想象的极限，那么从一月二十日开始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度以下而且连续四天保持零下三十四度，这时候这个潮湿的城市就再也无法忍受了。更加要命的是，又刮起了刺骨的大风，多数是东北风，风助火势，火灾遍布全城。
一个冻僵了的人看着一幢幢房子烧掉，看着房梁、家具和书籍化成灰烬，其痛心的程度不亚于一个饥肠辘辘、一直想吃东西的人眼巴巴看着那些可以拯救他和他的亲人的食物不可挽回的消失、完蛋……
在这样寒冷的天气，挂在天空的太阳简直是在嘲弄人。太阳似乎也怕冷，身上裹着一层厚厚的白云。天气晴朗，阳光为德国人照亮了绵亘在地面上的这座城市，使他们更加容易矫正火力，提高炮击的精确度。尽管天气寒冷，炮兵部队的士气很高，据一名被俘的第910炮团第二营的炮长说，炮连的官兵们在炮击前夕高喊着各种俏皮话互相鼓励：“你们饿了吗?那就请你们放开肚皮吃吧!”“用他们做肉饼!”“向布尔什维克致敬!”还说各种有关俄罗斯女人的种种笑话。
姥姥和谢尔盖是二十四日一起开始生病的，不是一般的着凉感冒，种种不愉快的具体细节就略去不谈了。
姥姥一生病，拖着三个孩子的妈妈就失去了原来姥姥还能勉强支撑的时候所得到的不大却又必不可少的帮助和支持。
在家里还能维持零度的室温，但是要在鲍里亚床的上方用三条被子搭成一个小帐篷之后再给他换襁褓却是一件十分繁难的事。
二十九日，刮起了大风，下起了雪，温度有所回升。
妈妈居然在她经常去为鲍里亚取豆浆的那个儿童诊所找到了一名奄奄一息的女大夫，甚至把她带到了家里。那时候医生上门出诊，但是过五天，有时候过六天，会来一名护士，因为医生缺乏。那位女大夫说，她设法了解一下有没有可能让谢尔盖住院。
“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所以你们要自己设法……”
“好的，好的，我们有雪橇……”妈妈马上想起了第九街和中直街交叉口那个美食店门口贴着一张用孩子的笔迹写在练习簿纸片上的告示：“本人代客用雪橇运送尸体和其他日用品”。很显然，这告示的前半部分是这位有经营头脑的小伙子自己想出来的，而后半部分是从用来当柴火或者包脚布的旧的晚报上抄下来的。这是一个发明，脚上裹了报纸再穿毡靴或者皮鞋冻得好些。
过了一两天，两位病人的病情不见好转，但是后来再也没有人来了。
如果说妈妈突然改变了自己的习惯开始走第九街，那么应该认为妈妈已经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她甚至觉得自己迷路了。新鲜感已经压倒了好奇心，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注意到正门口挂着一块白色的搪瓷牌：“妇产科医生(也许是姓斯别克托尔或者坎托尔)……三楼……接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