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围困
作者：米哈伊尔．库拉耶夫
她的祈祷，应该认为是被上帝听到了。这一天，只有在维堡区靠近芬兰火车站附近和基洛夫工厂有炮弹爆炸。
塔托契卡走到第十六小街向右拐，离开了东正教公墓入口处的门廊，那儿的一块大理石碑上写着这公墓的某处埋葬着普希金的奶妈阿丽娜 · 拉季昂诺夫娜。塔托契卡对着基督复活教堂划了个十字，内心再一次请求上帝在这件困难的事情上助她一臂之力，她把雪橇拉到跨越斯摩棱斯克河的桥上之后继续向前，把右边的亚美尼亚公墓和路德派新教公墓留在了身后，那里同样埋葬着许多有名的人物，譬如敖德萨的奠基人豪斯 · 德 · 里巴斯。现在离那个办事处已经不远，就像常言说的，近在咫尺了。办事处紧挨着田野，那白雪皑皑的广袤田野一直延伸到阳光闪烁的芬兰湾。
挖墓穴的速度跟不上源源不断运来尸体的速度，因此尸体成堆地横在蓝得耀眼的天空下，他们身上只是被仁慈地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直到想起堆积如山的尸体截断了通往雪地的出口，阿纳托里才感到嘴里流出了甜丝丝的口水，而且呼吸也渐渐停止了。年轻人虚弱的躯体内涌动着的生命热情一下子浓缩成一股冷气刺激着他的五脏六腑。尽管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过许许多多死人，但是面对这样的场面还是需要特别坚强的神经。
不过后来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情不允许他过度沉湎于这个印象。暂时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他发现那些像他和母亲一样把尸体运往墓地的人态度镇定，举止沉着。另外，与那些引起人们忧郁和沉思的老墓地不同，这个新墓地可以说生气勃勃。
即使在正常年代，埋葬死人本来就是颇费周折的事，如今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大家都饿得头昏眼花，处理这件事当然不会面面俱到，核对户口的事就是这样。
尽管伤心， 天气寒冷， 营养不良， 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还是没有失去幽默感和“热血青年”那种泼辣的作风。墓地工作人员拒绝接收姥姥，她就指着堆在办事处两旁的大量尸体问他们：
“这些尸体扔到这里之前你们也向他们要户口吗?”
“第一，我们没有乱扔，女公民，而是存入库房，但是在城市被围困的情况下破坏秩序是要到乌里茨基广场挨枪子的。”
为了纪念列宁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米哈依尔 · 索罗门诺维奇 · 乌里茨基，原来的皇宫广场改名为乌里茨基广场。乌里茨基是在办公大楼的左裙楼门口遭暗杀的，那大楼呈半圆形正对着冬宫前面的一大片空地。
左裙楼，从六匹马拉的凯旋战车的拱门到莫依卡河，是警察局的驻地，和现在不同，当时的警察局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机构，即使对那些不按规定穿越马路的人或者从电车后门下车造成交通阻塞的人也要作为敌人的帮凶严加惩罚。列宁格勒真理报在十月份刊登了一篇评论对此做了专门的解释：“破坏交通规则的人就是敌人的帮凶”。
市内的纪律非常严厉。
塔托契卡唆使墓地工作人员触犯国家法律是在冒险，墓地工人经受不住诱惑收受金钱和半个面包是在冒险，姥姥和鲍里亚混在死人堆里也是在冒险。
他们到墓地的时候还不到四点钟，可是一场谈话把一切都搅乱了。
“证件!”一名警察冻得在不停地倒脚，目光中露出快活和无私的神情。这个模样可爱、风帽戴得严严实实、身穿羊皮袄的圆脸警长看来属于那种人，他们不仅仅是执行公务，而且把公务，在某种程度上也把自己变成完整的艺术作品。
他想了解死者的情况，可是听说棺材里装着两个人之后，没有进行登记，反而津津有味地开始研究民政局出具的那几份证明。
站在一旁的独眼工人手里拿着一把铁锹和一根尖头铁棍，穿的是一件沾满泥土的毛领长大衣，那模样不太像工人，在塔托契卡和警察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一声不吭，神情忧郁。在这里干活显然不合他的心愿，脸色白得有些失真，很不健康，就像腐烂了似的。
“女主人，请你打道回府吧!”警长简直在下逐客令，活人身上应该有的那颗善良的心已经被职务束缚住了，已经不能指望他通融了。
“我丈夫在前线打仗!……”
“您的这种行为是在给丈夫脸上抹黑。”警察说道。
“我要去找日丹诺夫……我要去找卡普斯金!……”
“您当然可以这样做，不过您要清楚，要是为了每一个死人，”警长的手往身后挥了一下，“大家都去找日丹诺夫同志和卡普斯金同志，那么他们就根本没有时间管活人了。”
整整一个小时，冻得浑身直哆嗦的阿纳托里怀着忌妒的心情看着人们络绎不绝地把尸体送来，出示某种证件，再交谈几句，他们办事都十分顺利。也算他运气好，最后来了一辆载重半吨的卡车。这是一辆烧煤气的卡车，说得简单点，就是车厢两旁带两个圆筒型锅炉的那种卡车。趁几位地方防空姑娘从车上卸死人的机会，阿纳托里走到卡车跟前，经司机同意后双手搭在这金属锅炉上取暖。
天慢慢暗下来了，海湾上空还亮着，但是夜色从城市方向渐渐逼近过来。
塔托契卡没有去找日丹诺夫同志和卡普斯金同志，她花了一个多小时到附近的警察局跑了一次，回来的时候身上的金十字架不见了，可是却带来了允许埋葬的命令。
不知道塔托契卡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理由让上一级首长同意立即把母亲和外甥埋葬在专门为围困期间的死人准备的墓地里。尽管荣誉和良心的义务要求在被围困的城市里不折不扣地执行纪律和规章制度，但是当权者的仁慈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在那儿会钻制度的空子冒出来。为了这片好心而送给他一个金十字架，对方也谨慎地接受了，但是又假装不好意思：干吗给我这东西，我又不信上帝，那好吧……
“啊—啊!既然瓦库列科亲自给您签了字……”墓地负责人只能两手一摊，以此表示他完全明白自己的权力范围，现在行使权力的是他管不着的上级首长。
警察和挖土工人二话不说就收下了钱和面包。
独眼工人赶紧说：“我这就去挖墓穴。”然后就直接踩着尸体朝空地走去，这样就可以不必绕过一个个雪橇，他显然明白，如果这女主顾找了瓦库列科，那么从她身上再也捞不到什么油水了。
“去吧，去吧……”警长故意装出随和的样子说，还友好地拍了拍阿纳托里的肩膀。
阿纳托里前不久在艺术学院的走廊里见到了许多雕塑和古代雕塑的复制品，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在苍茫的暮色中，眼前这些身体蜷曲着躺在那儿的层层叠叠的尸体，主要是男人，当然也有女人和老人，所有人的脸都像大理石一样又光又亮，他们有的穿衣服，有的赤身裸体，有的像木乃伊那样包着一层布，眼睛睁着，嘴巴张得大大的，也许他会觉得这些全是不成功的雕塑，因为没有用处了才从某个规模很大的创作室里运到这儿来的。
突然，阿纳托里发现眼前的死人堆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恐惧使他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无法动弹。他张大了嘴盯着那个展示生命迹象的地方，可是没有人站起来，借着昏暗的光线他看清了，原来是一只很大的耗子在不慌不忙地从死人堆里钻出来。
“你拉呀，张大了嘴干什么。”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说着就拉起装棺材的雪橇，沿着踩出来的一条小路向前走。
又冷又受了惊吓的表哥愣在那儿，连话都不会说了，只是一边看着母亲一边摇头。
“你拉呀，拉呀，单靠我一个人怎么行……”
阿纳托里没有去抓绳子，反而往后退了两步。
“你怎么啦，是不是发疯了，你这是干什么?”母亲吓坏了。“你怎么站着，托里亚，快拉吧，人家还在等我们呢……”
“我不拉……”
“好啊，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名堂?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怎么，你还觉得好笑?”
“妈妈……”
“什么‘妈妈’?你是不是在挖苦人?”
“我不拉……”
“你敢!你别惹我发火，听见没有?快，快拿绳子，畜生!怎么，你想让我把孩子生在这儿，你想让我死在这儿?”
“妈妈……”
“我叫你尝尝妈妈的厉害!这畜生不想走了……”
就像一个陷入绝望的赶车人用最难听的话谩骂已经筋疲力尽的驽马一样，虽然他已经不再相信鞭子的力量，可是还要照着它的背、脖子和眼睛猛抽猛打，现在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对阿纳托里也是又骂又打，迫使自己惟一的助手分担她力不胜任却又非做不可的工作。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畜生!……”
因为恐惧、委屈和疼痛，阿纳托里放声大哭，他跌跌撞撞地过来拿起绳子搭在肩上，然后开始使劲拉雪橇，眼泪使他看不清自己的脚该往哪儿迈，也许这正好救了他。棺材摇摇晃晃的，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来，而塔托契卡一面大喊大叫着掩饰自己的恐惧和无奈，一面继续痛骂：“看我不收拾你，还敢犟嘴!还敢向我要吃要喝吗……想吃了就‘妈妈，给我吃的’，可要你干活就不行了……”
阿纳托里整个身子向前弯着，就像磕头似的，几乎要倒下去了，他使出浑身的劲儿，拽住那根像纤夫那样绕在胸前的绳子拉着雪橇，雪橇在高低不平的路上不断地卡住，看上去这男孩好像先向每个死人磕头，然后用脚踩到死人身上再拉着雪橇在死人身上碾过。
风起初是迎面吹来的，后来一下子就变得像是从四面八方吹来似的。
过了大约三十米之后，已经没有一堆堆的死人了，前面是一条被踩烂的小路，小路两旁是一个个新堆起来的坟包。左边小山岗后面，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如今从四面八方都能看到的艺术学院八位院士的公墓，而是一条看不见的弯弯曲曲的斯摩棱斯克河，再前面，在河对岸，在光秃秃黑糊糊的树林里，可以看到一个个石头的十字架、墓碑和围着高栏杆的坟墓。而这里还是光秃秃的，像一片田野。
埋葬鲍里斯和姥姥的庄严时刻被一路上不合时宜的争吵蒙上了阴影。
“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埋葬了母亲，现在我心里踏实了。”塔吉雅娜 · 彼得罗夫娜不等往墓穴里填好土，不知道为什么急急忙忙地自言自语，她故意不去注意阿纳托里，也不提他也有一份功劳。“现在我心里踏实了……把母亲埋葬了……我完成了自己的义务……感谢你啊，上帝!”她一面划十字一面把松开的围巾围好。
穿长大衣的那个工人往墓穴里填冻得很硬的土块，根本不管填得是否结实。他不时地停下来喘口气，用那只独眼看着阿纳托里，似乎在想什么心事，很可能与阿纳托里有关的事情。那只蓝莹莹的独眼望着这个在寒风中受苦的少年，这少年正盼望这场折磨早点结束然后赶快回家，而回家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那时候人们说，人吃了不该吃的东西眼睛就会蓝得透明。
工人不停地填土，母亲继续在自言自语地安慰自己，同时在感谢什么人。
这就是葬礼的全部仪式。
竖十字架不但钱不够，而且也毫无意义，人们会毫不怜悯地偷去当柴烧，因此阿纳托里只能插了一根竹制滑雪杆作为埋葬地点的标志。这根滑雪杆是他在城里的交通工具。幸亏有了这滑雪杆，开春后塔托契卡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已经陷下去的坟墓。
一切似乎都再简单不过了：后来竖了一个十字架，做了围栏，不过围栏里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两个——一个是姥姥的，另一个是鲍里亚的。谢尔盖、爸爸和我不知道向妈妈解释了多少遍，说鲍里亚和姥姥是同一天埋葬的，睡的是同一口棺材，可是她说什么也不相信。
也许全部问题在于，姥姥坟墓旁边的那个小坟包在我们的记忆中从来也没有竖过十字架，也从来没有人去凭吊过，它的命运就像别的许许多多同样的坟包一样，早就和地面一样平了。
寻找姥姥的坟墓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当时在十字架和坟墓组成的相当复杂的迷宫中，在高高的杂草丛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而现在姥姥的墓几乎从路上就能一眼看到。
早在我们给墓地做围栏之前，妈妈总要给隔壁这个坟包填土，收拾整理一番，不让它陷下去，我们给姥姥的墓地换了新的十字架，就把老的那个十字架竖在旁边那个无名墓上。
那个十字架底下躺着的是什么人呢?
鞑靼人。
犹太人。
爱沙尼亚人。
俄罗斯人。
男人。
女人。
孩子。
这当然很好笑，可是妈妈却好像在建造“死于围困的无名者之墓”，让我们不认识的那位居民享受被纪念被照顾的所有权利。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妈妈居然轻而易举地使我们把这个坟墓叫做“鲍里亚的坟墓”。而妈妈已经责备我和谢尔盖：“你们是怎么搞的，简直像猪一样，姥姥的墓收拾好了，可是鲍里亚的呢?看一眼都可怕!把牛蒡踩一下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