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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旅馆（下）
作者：Ｄ·Ｍ·托马斯作袁洪庚
“因为，我一直在凝神仰望的人死了。这使我想到压扁的鲜花。”
神父建议她回家去，在自己幽静的房间里祈祷。
丽莎的第二次忏悔是对露西亚做的，当时她们坐在河边的椅子上吃面包夹奶酪，沐浴在透过薄薄的云射出的暖洋洋的阳光中。这是一次世俗的忏悔，她对这女孩诉说自己生活中的种种不幸遭遇，诸如与父亲很少倾心交谈，与哥哥也不大接触(这倒不那么要紧)，第一次想成为芭蕾舞演员的职业选择又以失败告终，部分是由于身体不好，主要是因为缺乏天赋。再就是婚姻也失败了，虽然她仍觉得一个人应当从一而终。她羡慕露西亚有一个慈爱的大家庭，羡慕她青春年少，能够安享日后幸福的家庭生活。她起步晚，又长期生病，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一个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歌手，而露西亚至少可以希冀有朝一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歌唱家。
“你怎么解决那个——?”女孩低下头，羞红了脸，未料到自己竟如此大胆。
“你是说没有爱?嗯，我不想它也就是了。那也不容易。可以对你这样说，我并不是一个——缺乏激情的人。不过，一旦投入到工作中去人就可以压抑很多念头。”
姑娘叹口气道：“我永远不会投入到那个地步。”她偷偷瞥了一眼手上的订婚戒指。
丽莎说：“你非常明智，亲爱的。”
她们陷入沉默。一个愚蠢的想法搅得丽莎心神不宁：如果基督的双手不是巧妙而又颇具暗示意义地捂在那个地方，教会便无法向公众展示他的画像。
丽莎对维克托说：“好在罗马离这里很远。若是我到那里去，我准会像你一样变成无神论者!”维克托拒不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一个在高加索长大、晚间仰望成千上万的璀璨明星的人不可能不带有一丝宗教感情。
他的话令丽莎无限向往山间的幽静。她可以去一次科摩①，当天返回来。她问维克托是否愿意同她一道去，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家乡格鲁吉亚的雪山顶透过他的角质框的眼镜转瞬即逝。
六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他们坐在旅馆阳台上喝茶。下面的湖水波光粼粼，透明的山峰倒影映照在水中。她觉得自己身体十分轻盈，可以掠过阳台漂浮在湖面上，让凉爽清新的微风裹挟着她飞去。维克托也因这些山峦和早晨收到薇拉的信而高兴。薇拉很快活，只是想念他。这一班邮件中还有薇拉送给丽莎的礼物，是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②画的克里米亚半岛风光的复制品。她曾对薇拉说起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那是她深深眷恋的故土。送礼人想得很周到，这是一件很令她感动的礼物。
他们小口啜饮着茶，维克托又读了一遍薇拉的来信，边笑边念出一些段落给丽莎听。“亲爱的，我买了一件孕妇穿的胸衣。等你回家时我准会肥得像一头大母猪。”他说，他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过了中年以后还会添一个孩子。他十分想念薇拉，没有薇拉陪伴在身边，日子真是不好过。他的第一个妻子和十岁的儿子都在内战中遇难，一颗偏离了目标的炮弹落在他家屋顶上。直到现在他仍不愿提及此事，遇到薇拉以前，他已不再指望人生还会有什么乐趣。
他们乘缆车去游山，一路上他不停地谈论他的妻子和快出世的孩子，不时停下指给她看某处美丽的风景。她以前从未发现他居然如此健谈。老实说，若不是中间有薇拉充当谈资，她觉得倒不容易与他交谈。除非是喝醉了酒，他很少说话，他妻子又严禁他喝酒。今天，置身于群山之中，他倒畅所欲言了，只是思路像缆车轨道一般狭窄。丽莎也不大愿意讲话，只是笑一笑，点点头，尽情欣赏眼前的景致。
下山回到镇上时已接近傍晚了，两个人都不想匆匆忙忙赶回车站。他提议在喝过茶的那家豪华旅馆租房住下，鼓动说：“反正明天晚上之前是不会有人找我们的。我们又没有卖给方梯尼，虽然他自以为是这样!还有德洛伦茨，那个自以为是的矮个儿!我明白你对米兰的看法了。那是一个极可怕的地方!好啦，让他们全见鬼去吧。我们就在这儿过夜。”
听他这样说，丽莎吃了一惊，随即乖乖地顺从了。“好极了!”维克托说完便冲进旅馆，过了一会儿他洋洋得意地走出来，笑眯眯的。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她突然想起来。
“你要什么?”
她想了一下。“嗯，我想只要有牙刷和牙膏就行。”
“你在这儿等着。”不到三分钟他就回来了，手里拎着两个纸袋子。他笑道：“我们的行李有了。我需要的多些，还要刮胡子的玩艺儿。”
乘电梯上楼时，服务台后的接待员和侍应生以猜疑的目光望着他们，他们都觉得很好玩。安顿下来后，他们从容愉快地吃了一顿晚饭。餐厅里人很多，但是很宽敞、屋顶很高。这里的环境使人们满足于静静地吃东西，或只是低声交谈。维克托不再滔滔不绝地讲话，但是他的沉默不仅不令人尴尬反倒使人感到亲切。透过落地窗，他们凝视着静寂的湖面。夜幕就要降临，湖水微微泛起波澜。饭后，他们沿着湖岸散步，山峦之间的空档很快被夜色笼罩，开阔的天幕上布满了星辰，若想“看见”山峰只能遥望那块没有星辰的天空。丽莎觉得基督的裹尸布从身上脱落，骤然间她的宗教信仰又恢复了。维克托的话像是老生常谈，但也不无道理：你无法仰望着这些星辰，而不相信冥冥中自有超凡的神明存在。
到了她房间门口，维克托在她的香唇上狠狠吻了一下，叫她吃了一惊。他呵呵笑道：“我想了好几个星期了!你的嘴巴很饱满、轮廓很迷人!薇拉会原谅我的。你不生我的气吧?早上见。”
他从未对她的过去表示好奇，只是吃早餐时她冒出的一句话使他感兴趣，她说自己“也许是半个犹太人”。乘火车回米兰的途中很安静，她把一些从未示人的隐私都告诉他了。他虽然不善言辞，倒是一个能耐心倾听的人。能向人倾诉一番也使她心里轻松了许多，一个同情她却又关系不十分密切的人。总的说来，科摩之行是一剂滋补药，使她焕发精神，安然度过这一演出季节的最后两周。
演出季节结束前的一周，她在一个日场开始前假装偏头痛发作。露西亚上场顶替她，结果成功地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于是丽莎让自己的偏头痛延续到晚上，露西亚再度上台演唱。维克托、方梯尼先生，还有德洛伦茨，都对这个替角莫名其妙地取得的进步惊诧不已。
2
维克托在维也纳过了一夜，同丽莎和她姨妈相聚，以后再继续赴基辅的漫长旅程。他认为老太太讨人喜欢，而且有教养。其实她并不算很老，只是折磨人的风湿病使她显得老态龙钟。幸亏这种病尚未侵害她的手，她还能够弹钢琴，而且技艺熟练，感情充沛。她哀叹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同外甥女一起到米兰去，恳求他们让她见识一下那无缘看到的场面。在她激昂的伴奏下他们唱了歌剧最后一场，那种激情、那种浑然天成都是他们在舞台上从未企及的。好事总是这样姗姗来迟。
刚回到维也纳后的那几个月里，丽莎几年来第一次体验到自己受到性饥渴的煎熬。一天夜里，听完一场音乐会后，姨妈一位朋友的儿子送她回家，那是一个有魅力但爱虚荣的年轻人，才二十出头。他不去她家，却劝她让出租车在他的公寓门口停下，临睡前喝上一杯。她告诉他自己“身体不适”，他却说如果她不介意，他也不在乎。事实上她十分介意，因为她认为这样做是丑陋、无趣的，但还是准许他跟自己做爱。不过，这至多只能说是部分满足了她的生理需要，并没有出现从前折磨她的那些副作用，那自然是由于不必再担心怀孕了。
不过她还是觉得自己下贱，对于他而言她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又一个被征服的女人。在那种身体状态下，她听任自己被人勾引，便成为他收藏的又一件色情历险珍品。此后的一个月里，她对他献殷勤的态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后来还是又去了他的公寓。完事后他马上开始粗暴地、不可饶恕地追问她从前有过哪些情人，她当然不说。回到家里，看姨妈情况尚好，她默默地在心里回答了他的问题，那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而她的回答也使自己吃惊。她丈夫威利当然要算上，再就是阿列克塞，圣彼得堡的那个学生，那是她第一个也许是唯一的情人。可是，该怎样恰如其分地描述其他那几个人呢?其中一位是那个青年军官，他在由敖德萨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上勾引了她，当时她才十七岁。唉，或许那该归咎于俄国火车上的卧铺车厢不分男女，或是她想狂放一回，以证明自己已自立了，或是因为夜间坐在风驰电掣的火车上产生的刺激感，或是由于她尚喝不惯的香槟起了作用。话虽然可以这样说，这总是不道德的。丈夫参军入伍后不久，她与管弦乐队的那个乐师一起过了一夜，他们的关系也很短暂、无聊、充满色欲，也不免会添上通奸的污点。几年后，她在盖斯廷度假时又遇到了此人，感到很难为情，不敢同他讲话。最后就是这个年轻的花花公子，毫无意义，自取其辱。包括丈夫在内，她有过五个男人!除了操皮肉生涯的最下贱的女子，维也纳还有多少女人像她这样不加选择地与男人发生性关系?使她高兴的是，她不再觉得非去忏悔不可。嗯，无论如何，再也不会有这种事情了。眼下这件丑事发生之前，十五年来她已使自己的欲望“升华”。保持纯洁可以让自己心情平静，不用说是不涉及性的。
由于丽莎刚刚在斯卡拉歌剧院获得首演成功，找她演出或举行独唱音乐会的人很多，于是她再度投身于音乐事业之中。她常常收到薇拉和维克托的信，其中一封带来了令她兴奋不已的消息。维克托说他接受了别人的动员，明年要在基辅演唱《鲍里斯·戈杜诺夫》。他的男中音生涯快结束了，这就算是他的天鹅之歌了。他建议邀请丽莎来唱女主角玛丽娜，即那位僭主的波兰籍妻子，这个建议得到热烈赞同。她很快就会收到正式邀请，他们急不可耐地想再次见到她呢。薇拉在“天鹅之歌”几个字下面画了一个星号，在底下草草写道：“说得煞有介事。”后面还有一两句话，大意是说丽莎能来基辅真是太好了；她绷破了所有的衣服，不过等丽莎来访时又会苗条下来，只是添了一个胖娃娃。
一个来月以后他们又来了一封信，措辞仍很亲切，只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阴郁的信息。他们说上演《鲍里斯·戈杜诺夫》的计划被搁置了，因为人们认为它过于沉闷，不合公众的口味。这使他们很难过，但是仍盼望见到她，不过最好再等等，待到孩子大一些、不需要薇拉全身心地投入之时。也许，到那时剧团会最终下决心上演《鲍里斯·戈杜诺夫》。就算是那样，维克托也不会再演主角了，他已决定退休。
丽莎回信说她理解，何况她也很难离开风湿病越来越重的姨妈。她随信还寄出了一件自己织的蓝色婴儿上装。
两个星期后她接到一封信，不啻是当头一棒。薇拉生孩子时死了。维克托认为这与在米兰摔跤有关系，但是别人都不以为然。男婴很健壮，维克托的母亲立即从格鲁吉亚老家赶来照管他。她年纪已经很大了，但身体还好。有她在就好多了。维克托简直不能相信爱妻已弃他而去，明知她已死去，他无法忍受再听到她的声音，于是扔掉了她所有的唱片。他打开无线电收音机，薇拉正在那里给她的孩子唱勃拉姆斯的催眠曲。
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维也纳的报纸上登出了塞列勃利亚科娃的讣告，仿佛是在证实这个噩耗。
丽莎哭了好多天。她似乎也不大相信自己竟会这样悲伤，这样思念死者，薇拉不过只是一位相处才一天的朋友。不过她真的很伤心，想不出该如何给维克托写信。她写下一些表达悲伤和同情的话，显得虚伪，虽然的确是发自内心的。
打击过后许久，她仍在悼念死者。那年冬天，她又接到列宁格勒传来的坏消息，她的朋友、在马林斯基剧院学习时的芭蕾舞老师柳德米拉·克卓娃去世了。多年来，只要政治局势容许，她们始终情深意长地保持通信，丽莎也从来不曾忘记教子的生日。柳德米拉去世时年仅五十岁，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这两个朋友的死对丽莎是很大的打击，况且她们又都有需要关爱的孩子。
丽莎病了一段时间，多年未曾复发的胸部和骨盆痛又发作了。她认为这完全是悲伤引起的，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困惑：她不明白何以薇拉之死给她的打击更甚于柳德米拉的逝世。
她疑心自己的哀痛部分是出于自怜，她把薇拉与自己一生中唯一被当作大人物款待的那天联系起来，无论那是多么荒唐可笑，她又是多么不配。从此，她登台演唱的机会增加了，但没有哪一场特别引人注目，现在她又不那么受欢迎了。有一天早上她醒来，发现自己已年届四十，换成别人该早就意识到这一事实了。她是一个未能达到完美境地的歌剧演员，没有几个导演会热心请这样一个人参加演出。当然啦，如果你是帕蒂①、加利-库尔奇②或梅尔巴③，你的表演艺术生涯尚未开始。如果你只是有点才气而已，你已经死去了。至少她是这样想的，而且她似乎也看出自己唱得并不那么出色。她也明白，自己的担忧是病态的，把这种心理归结为自己过了三十岁才过上了像样的日子，这使她对飞逝的年华格外敏感。如今她的嗓音已不那么清脆了，或许这是由于喉部的毛病，或者只是因为缺乏自信。她的牙齿也无可救药地出了问题，牙医用填充金粉的方法保住了几颗，却不得不拔掉其中四颗。义齿伤害了她的虚荣心，也对她的声音有影响。她觉得一边唱“爱之死”①一边惦记着假牙真是一件滑稽的事。
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与她并没有多大关系的一个事件折磨着她，甚至比朋友之死带来的哀痛更令她难过。一个杀害了许多人的男子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从各方面看这个案子都是耸人听闻的，因此立即被报界大肆渲染，甚至在维也纳也是如此。这个死刑犯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男人、女人、孩子都杀，但主要是杀女人和小女孩，使杜塞尔多夫陷入恐怖之中。现在他落入法网，人们大声疾呼，要求启用已生锈的断头台，这将是几年来德国第一次执行死刑。奥地利的报界也参加了是否应该取消死刑的热烈讨论，有些报纸比较严肃，有的则在哗众取宠。这自然是一个人人都为之动容并且自以为是的话题。
一想到那些孩子的死丽莎就非常伤心，但是出于本能，她坚持反对剥夺人的生命的信念。许多朋友赞成她的观点，也有很多人出于“义愤”，强烈主张把这个叫库尔腾的杀人惯犯像屠宰患了狂犬病的狗一样除掉。人们争辩得很凶，她有一个朋友叫埃米，是教师。这个最有爱心、最温文尔雅的人气得涨红了脸，在众人仍争论不休之时冲出了咖啡馆。出门前她把那张耸人听闻的报纸掷在丽莎膝上，上面刊登着有关此案的最不堪入目的细节。压抑住恶心、想吐的感觉，丽莎强迫自己读完了这篇文章。
罪犯的童年很不幸，简直不堪回首：十个孩子和父母睡在一个房间里、靠吃狗肉和鼠肉活下来、被一个姐姐强暴，父亲又是一个酒鬼兼精神病患者。他受到的教育是如何折磨动物、借助动物手淫。这些事更使丽莎坚信犯罪并不是他的错。文章的其余几个段落令她怀疑，即使是为他着想，他到底该不该为了继续活下去而受罪。他杀戮，因为他想喝血。有一天晚上，他找不到可杀的人，十分灰心丧气，后来竟砍下一只在湖上睡觉的天鹅的头，喝干了它的血。据报道，他已表明心愿，希望断头台上的铡刀落下后他还活着，能听见自己的鲜血喷出。
还有其他一些恐怖的细节，如他曾把很久以前被自己杀害的死者再挖出来，同他们性交。更令人在不知不觉中不寒而栗的是，他若无其事地继续与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妻子对他的秘密活动和病态的想法全然不知。像是做了一场强迫性的白日里的噩梦，丽莎一连好几个星期心神不宁，天鹅的形象以及罪犯渴望听见自己的鲜血喷出的愿望在她心头萦绕。她会突然在街上一动不动地站住，脑海里天旋地转，不断浮现出那只沉睡的天鹅和落下的铡刀。
她想到，幸亏上帝开恩，或不过只是运气好，她才生为维也纳的伊丽莎白·厄尔德曼，而并非杜塞尔多夫的玛丽亚·哈恩!一天早上，那位女士醒来，预备充分享受美满的生活，制定了一些灿烂的小计划，如选购新上市的化妆品、去跳舞……以后就遇到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迷人男子，跟他一起去树林里散步，后来呢……全完了。不过她若是身为彼得·库尔腾就更可怕得难以想象了……想想看，上帝只赋予你一次生命，你却要作为库尔腾度过今生今世的每一瞬间……不过，话说回来，想到总会有人成为玛丽亚·哈恩和彼得·库尔腾，做伊丽莎白·厄尔德曼也就不可能有多大乐趣了……
死刑执行后，她在埃米给她的那张报纸上读到，这个杀人犯逍遥法外时，整个德国有将近一百万人被当作那个恶魔举报给警方，并受到讯问。库尔腾却不在其中，连检察官也说过他是一个“相当好的人”。坐牢后他收到成千上万封女人的来信，其中有一半恐吓要用可怕的酷刑惩治他，其余的则是求爱信。读到这里丽莎哭了。歇了一会儿，同马格妲姨妈默默无言地坐着，她又哭了一回。姨妈以为她还在为逝去的朋友难过，便责备她总是生活在过去。
可是那不是过去，恰恰是眼下的事。虽然这个杀人犯已经死了，此时此刻某个地方还有人对另一个人施行最残酷的折磨(丽莎暗暗祈祷，但愿他进入等待着死者的国度后不再是从前那个彼得·库尔腾，不论那里情况如何)。
过了好多个星期她才完全恢复常态，剧烈的痛楚渐渐消退，只是偶尔还觉得疼痛。报章上的通栏标题不再提及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了，此后过了很久，她眼前仍显现出一个小男孩的脸。这孩子躺在一张床垫上，屋里另外还有十一个人。还出现过一个羞涩、慈祥的戴眼镜男子，他受到同事们的欢迎，也深受孩子们的爱戴。又有一只在湖边筑巢的白天鹅，沉睡不醒。
但是她仍要照顾马格妲姨妈穿衣、洗澡，要去采购，“爱之死”还得唱，牙医还得看，又要去医院探视一位朋友、排练一个新的角色、找管道工来修理爆裂的水管、写圣诞节贺卡、给在美国的影子似的哥哥一家买礼物寄去，接下来是给身边的朋友写更多的贺卡、买更多的礼物，还要为自己买一件新冬衣、写一些表达谢意的信。
她经常同维克托·贝伦斯坦通信，竭尽所能回答他提出的宗教方面的问题，诸如有关生死以及令他沉溺于其中的永生等重大问题。她自己对这些问题也感到前所未有的迷惘，并且如实告诉他。在悼念死者的暗淡日子里，他似乎在她的友情中找到了安慰。暗淡的还不仅仅是他的私生活，他暗示整个大环境已变得更恶劣。
在这个死亡和疾病横行的阴郁日子里，有人却从已逝去的往昔岁月中复活，那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她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他很感兴趣、很高兴地看到她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登台演出，希望她的事业蒸蒸日上、一切如意。他自己则做了多次口腔手术，“渐渐衰竭、多多少少不免有些痛苦地”走向死亡。不得不戴的假牙令他十分难受。虽然很艰难，他仍在工作，最近刚完成了关于丽莎病案的研究报告，将与她的日记一道在法兰克福发表。这正是他给她写信的目的，他请她读一读附上的文稿和她的日记的打字稿(也许她已完全忘记了)，之后告诉他其中是否有不妥之处。当然，他已掩盖了丽莎的真实身份，可仍要得到她的完全首肯才能出版这本书。会有一笔数目不大的版税，他会关照寄给她一半，以酬谢她的重要贡献。
新镶嵌的义齿当时正使丽莎感到不舒服，读到教授遭受的痛苦比她的更大，她非常悔恨，把它当作教训，从此不再抱怨。她可以想见弗洛伊德不能再抽雪茄会有多么难受，他在信中口气轻松地提到这项禁忌，好像这就是患癌症、不得不以伤残之躯佩戴假牙的最令人痛苦的后果。
洗完早餐用过的碟子，把它们放在碗架上晾着，丽莎立即拿起这厚厚的包裹进了她的卧室。直到傍晚出门演出前，她仅出来过一次，为姨妈做了一餐午饭。马格妲姨妈眼光仍旧很犀利，看出她一直在哭泣，几乎没有吃东西。姨妈估计事情与弗洛伊德教授的来信和寄来的包裹有关，便明智地避免发表意见。写回信耗费了丽莎很多精力，当晚演出时她已无法再为观众奉献。正如一位剧评家所说，她的表演“平淡乏味”。
亲爱的弗洛伊德教授：
您的信不期而至，令我既痛苦又高兴。高兴的是我接到了该深深感谢的恩人的信函，痛苦的则是您的信使我重新忆起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这是十分有益的。
听说您贵体欠安，我感到难过，但我相信医生采取的措施会使您完全康复。这个世界太需要您，不会容许您“渐渐衰竭”，更不容许您感受到痛苦。承蒙您好心地问候我和我姨妈的健康。马格妲姨妈备受风湿病折磨，但依旧心情愉快、反应敏捷，我的身体也还不错。不幸的是，过去的一年在其他方面不很如意。我在圣彼得堡的朋友克卓娃(即R太太)去年冬天撇下丈夫和一个十四岁的儿子(我还没有见过这个教子)去世了。另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也在分娩时死了。我惦记着这两个丧失母爱的孩子。读着您写的《安娜女士》，我联想到您自己家里发生的悲剧。但愿您的孙子孙女都好，他们一定也长大了。我那时常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觉得其中有一个不久便会跟随他妈妈而去。请您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好叫我安心。我想，那不过只是我病态臆想的产物。也请您代我向尊夫人和安娜致意，也问候您的姨妹。我曾在盖斯廷同她匆匆见过一面，那时她同您在一起。当时我就想，若是有机会加深了解，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读了您文笔优美、入情入理的病例研究，我感动得无法以语言来形容。不过，我想我也不必再说什么。这就像是在读一个已死去的妹妹的生平，在她身上看得出我们作为同一家族成员的共同之处，但是又有巨大的差异。她的性格特征是我永远不具备的，她所做的事也是我做不到的。我这样说并不是爱挑刺儿，您看到了我让您看的我这个人，不，还远远不止于此，您探进了我的内心，到达谁也不曾探究过的深度。我无法说出实情或面对现实并不是您的错。多亏了您，现在我可以坦诚相告了。
对您提出的问题，我可以立即做出答复：我对您出版这部病例当然没有异议，我觉得那是一种荣耀。至于我写的那些不体面的——或者说是不知羞耻的——东西，您真觉得有必要发表吗?再次读那些东西时，我脸都红了。过去，我一直以为并且希望这些文字早已销毁了。这不能出版吧?或许必须把它收进去，让这份病例研究更有意义?我怎会写出这些语无伦次的猥亵话呢?我没有对您说过，在盖斯廷时我正处于性饥饿状态中，虽然我在生病，或者说正是因为我在生病。一个年纪很轻、胆大包天的侍者在楼梯上遇到我，他亲密地抚摸我，然后又摆出一副厚颜无耻的冷淡态度瞧着我，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他的相貌令我想起了您的儿子(就是照片上那一个)。在那儿的日子里，最叫我想入非非的仍是那个年轻的侍者，可我不明白他何以与我的同性恋倾向有联系。您知道，我是从不接受这个观点的。
我必须承认那些诗真是我在盖斯廷度假时写的，您说得对，全是些“打油诗”。那时天气很坏，暴风雪使我们整整三天出不了门。除了吃(我勉强自己往下咽)、读书、眼巴巴地望着别的客人，或是幻想跟那个年轻人鬼混，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那位英国少校出主意让我写诗，有一天他拿给我看他刚刚写出的一首诗，写的是他读书时在暑假里和一个情人(性别不详)躺在一座英格兰式花园里的李树下。多愁善感，但是写得很拙劣。我想我写得都会比他好些，何况我一向喜欢学着写诗。当然，我始终没有成功。我想写得惊世骇俗，或者说我想坦诚地抒发对性的复杂感受，还想让姨妈了解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把写好的诗稿摊在那里，她看到了。您可以想见，她吓了一大跳。
好啦，您提议我写点东西时我就想到要拿这些诗给您看看。我把它们抄在《唐璜》总谱上，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这表明我真是疯了。您要我解释这些诗，我想该把它变成第三人称，看看能否把意思表达明晰一些，可是那也于事无补。这件事需要您来做，而且我觉得您对它们真知灼见的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日益加深。我深切地感受到您的分析(如母亲的子宫等)非常深刻而又贴切，您对我不雅的诗也是很宽宏大量的。
是的，胸衣象征伪善，但是它也代表对礼貌、传统、道德和艺术的束缚。在不道德的自我暴露中，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穿胸衣站在您面前，羞得脸都红了。
很抱歉，我没有告诉您我早就写成了《唐璜》。我觉得那并不重要。但是我决心告诉您其他一些骗局，您可能因此认为这部病例研究需要修改，甚至放弃。如果这些谎言和半真半假的陈述致使您憎恨我，我也不能怪您。
您说得对，我对凉亭事件的记忆的确隐瞒了一些内情，虽然也是确有其事。小时候，有一次我在大人料想不到的时候信步走上父亲的游艇，看到我母亲、姨妈和姨父在一起，全都赤身裸体。我吃惊极了，以为看到的只是妈妈的脸(也可能是姨妈的)在镜子里的映像，可是她俩都在那儿。我以为妈妈(也可能是姨妈)正在跪着祈祷，姨父跪在她身后。但是他们显然是在以从背后进入的体位性交。您可以想见，我并不曾留下来问个究竟……发生这件事时我才只有三岁。
直到五年前我才再度回忆起此事，当时我刚刚同马格妲姨妈情绪激动地谈过。我接到我哥哥尤里(他在底特律)的信，说父亲死了。他不免失去了他的商行和房子，一直孤零零地住在一间屋子里。对于他的死我并不特别悲痛，但噩耗还是使我情绪激动，我决意从姨妈那里弄清这件事。可怜的女人!她心中充满了悔恨，显然真心诚意地想坦白说出她做过的唯一一件坏事。她承认，在敖德萨时她和我母亲曾有两三次一起跟我姨父上床。我问她为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她唯一的解释是：做妻子的会做出许多事来取悦自己的丈夫。对此我也能够理解。看来，很久以前我父母的婚姻中就已没有性事。姨父要马格妲姨妈相信这不仅无害，反倒是出于好心的善举……唉，总之事情发生了，她对此痛心疾首。于是，那一回我快活地信步闯进去之后，她有了充足的借口说再也不要这样了。他们都希望我年纪尚小，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此后，姨妈以为大家都变得理智了。(我想)她去做了忏悔，但愿这件丢人的事情已成为过去。不料他们仍在会面，到了冬天就想尽一切办法幽会。他们的关系一定不仅仅是肉体的相互吸引，而是真心相爱。后来，一个警察来敲姨妈的门，想找到死者的子女，这时她才恍然大悟。根据布达佩斯那家旅馆的住宿登记，母亲和姨父都死了。顺便说一句，我猜对了，弗朗兹姨父的借口是去参加那个有关教学法的学术会议!尸体已烧得无法辨认，后来他们把那个死去的女人的首饰拿给姨妈看，她才认出那是她姐姐的东西，只好给我父亲拍电报。您可以想象得出……如果说我尚未原谅姨妈在我家里做过的那些污秽的事，待我了解到她曾经历过怎样的一场噩梦后也就只能宽恕她了。此外，还有一个念头折磨着她，即也许“三明治”玩法并不是他们恋情的开始，也许他俩在讥笑她。那就是我们永远不得而知的事了。
我姨妈坚信自己会因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下地狱，虽然我尽力劝她，说大家都做过可怕的错事，都可以得到宽恕。我父亲死后，她对我说出这一切，当然也不免感到十分内疚，因为他们三人一起用那种卑鄙的手段欺骗了父亲。我自己也要对父亲做一番“弥补”，做精神分析时我对他也不够公平。如果说我们父女间关系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错。您瞧，我想我当时就知道(别问我是如何得知的)母亲的死与游艇上我无意间撞见的那一幕有关。从小孩子违背逻辑推理的思路出发，我一定是在责怪他当时不在场。我为母亲的死责怪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如果他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这些事就不会发生。顺便说一句，他忙的还不仅仅是他的生意，他参加了“同盟”①，即犹太民主党。他要考虑的事情太多，我该对他更宽容些。
我还得承认，我诽谤了阿列克塞(即A)。我们乘游艇在芬兰湾度周末，除了有人谈到暴力之外那是一个美好的周末。那是我们头一次睡在一起，至少对我而言那是美好的经历。我产生了一点幻觉，就是有些“上火”，但是与我所爱的男人结合为一体的美妙感觉是什么都无法比拟的。我向您描述过的事件其实并没有发生。在性的问题上阿列克塞非常循规蹈矩，甚至有点像清教徒。他很善于攻击别人，对他们大发脾气，而且显然已是多次这样做了，但他不会当着我的面与另一个姑娘做爱。他很慎重，不让感情妨碍他的事业。说实话，若是依了我，我们早就成为情人了。我可以断定，抛弃我会令他不好受，但是他把婚姻和孩子视为会使他的人生使命毁于一旦的威胁。据我观察，跟他一起离开圣彼得堡的那个年轻女人更像是他的同志，而不是别的什么关系。她大概更适合他，我太感情用事、太婆婆妈妈，在革命事业中做不了他的同志。
再回到那个驾游艇出游的周末……我们做爱后，我想我是在半夜里醒来了(我们的船舱里仍然很亮)，我在衣柜上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那时我回想起了童年时代姨夫和那对孪生姐妹在一起的一幕。也许，当您问我用从背后进入的体位性交一事时，我重新回忆起这件往事，将两艘游艇混为一谈。我只能这样解释或为我的弥天大谎开脱了，我甚至无法断定我是否知道自己在撒谎。阿列克塞抛开了我俩共同享有的一切，我生他的气，想给他安一个粗俗下流的罪名。很抱歉，如同我刚才说的，我当时无法陈述事实，却轻易听任自己信马由缰地胡思乱想。我想我很喜欢那个游泳离开游艇的说法。
他也没有用雪茄烫我的头发。我看见您划火柴时发出的亮光在我肩头闪过，回忆起我的头发咝咝作响，不过那不是与阿列克塞在这艘游艇上的事，而是早些时候在敖德萨被水手们“捕获”时发生的。实情比我告诉您的更糟糕、更可怕。他们不像我告诉您的是“波将金”号上的水兵，而是一艘为我父亲运谷物的商船上的人。他们在大街上认出我是他的女儿，强迫我跟他们回到船上去。当时他们一直在放火、抢劫、酗酒，所有的人都处于一种狂暴的状态中。我以为他们会杀死我，我站在甲板上隔着海水看见岸边起了火(我想那就是发生火灾的那家旅馆)。与您睿智地猜测的一致，他们只字未提我母亲是放荡女人的事，那是我编造的。他们只是辱骂我是犹太人，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做犹太人有什么不好。在当时的俄国，革命情绪高涨，同时也存在强烈的反犹思潮，甚至有一个令人恶心的组织鼓吹把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彻底灭绝。我父亲把他们的一份小册子拿给我看，想叫我作为受迫害民族的一员受到一点“教育”。可我后来才弄明白这些事情，那是在船上接受那场洗礼之后。这些水手们把我父亲看作一个丑恶的剥削者(或许我是)，却不知道在政治上他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他们朝我吐唾沫，还威吓要用香烟烫我的乳房，讲的脏话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他们逼迫我同他们口交，说我这个肮脏的犹太女人只配——您猜得出他们会说出什么话来。
最后他们放我走了。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承认自己有犹太人的血统，想方设法隐瞒这一点。我认为这与我年轻时说话躲躲闪闪、撒谎有关，尤其是跟您撒谎，教授。我当然知道您是犹太人，我若再以身为犹太人为耻就太丢脸了。这是我瞒着您的一件最重要的事，不过还是在“日记”里给了您一些暗示。
出了这件事后我父亲待我很好，可是在我眼中他仍有错，错就错在他是一个犹太人。令我不安、忍受不了的是，每当回顾这些可怕的往事时，我总觉得它们使我性欲勃发。我始终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您能帮我。您说我对所有涉及手淫的问题都做出激烈反应，就好像我是圣母马利亚一样。对，您怀疑我没有说实话，真是猜得对极了。不过我当然没有像圣母马利亚那样做出反应，至少船上那件事发生以后是这样。至于更早的事，老实说我想不起来了。我常常躺在床上，自己对自己一遍遍地念叨那些水手用的字眼，在脑海里演练他们强迫我做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纯洁”的女孩，又自幼受到信奉波兰天主教的奶妈关于肉体是罪孽的教导，我的反应比事件本身更可怕。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没过多久我就得了“哮喘病”。记得我曾在您写的一部病史中读到，咽喉发炎一类的症状源于对这些行为的罪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