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鲁迅
作者：启 良
传统也好，现代也好，既体现于历史与文化，更体现于生活方式。因着尼采和老庄的学说，鲁迅对于现代文明压根儿有一种拒斥的心理。他的价值之根在乡土，在儿时的记忆中，而对都市有一种本能的拒斥情绪。他特别厌恶北京，总感到那是鸟笼，是高墙围起来的监牢，是灵魂的沙漠，人性亦显得极为丑恶。愚蠢的“俄国歌剧团”竟然可以在这里照样跳舞，照样唱歌。在鲁迅看来，在这“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以至于没有好奇心”的城市唱歌跳舞，简直不可思议。在这“沙漠”里，“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
而且在鲁迅看来，“沙漠”（北京）已经很可恶了，而住在这里的人竟然比“沙漠”还要可恶。同样是看戏，在北京遇到的人和乡里遇到的人，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北京剧场里，那位“胖绅士”目中无人，没有人情味，哪像儿时在乡里看社戏，小伙伴偷了“六一公公”的豆子吃，“六一公公”非但不怪罪，还一脸的得意，为自己的豆子有城里孩子喜欢而骄傲。
不过，此种乡土情怀，随着社会的变化，同样在鲁迅的心目中被粉碎了。在他儿时的记忆中，小镇、田野、河流等等，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成年之后再回去看时，似乎一切都变了，不仅自然不再美好，而且人心亦大不如前。茴香豆固然还有，但故乡已经不再是自己的精神家园。原以为憎恨北京，憎恨城市，可以在故乡情里找到精神补偿。而现在，城里和乡里都被败坏了，再也没有安身之处。《在酒楼上》的一段话，足可反映鲁迅无家可归的感受：“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四）
思想是沉重的事业，必付出沉重的代价。因而任何思想者都有必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而不要将自己逼到一条绝路，特别对那些深层次地思考人生问题的思想者来说，尤应如此。庄子是悲观的，但悲观中有着乐观。他相信人在物我两忘的时候可以求得大自由。而且在庄子这里还有一个理想之世，即“至德之世”。尼采是悲观的，但尼采同样可以从他自己的学说里寻求解脱之道，即上文所说的“酒神精神”。还有的思想家也是悲苦的，但他们可能通过宗教而求解脱。
可是在鲁迅这里，只有悲观而没有乐观，只有绝路而没有退路，只有向着痛苦的深渊坠下去，而没有任何救助的办法。一方面，对于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鲁迅是不相信的，因而也不可能从传统的人生哲学里获得解脱之方。另一方面，他虽主张“摩罗诗力”，主张尼采的超人学说，但是他的“超人”只有社会义，没有人生义。他赞颂“超人”，是从历史观方面而立论的，希望有一批英雄人物能够挽救民族之危难。至于在人生观方面，鲁迅则是没有“超人”意识的。更为重要的是，鲁迅是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宗教观念淡薄的国度，他几乎不可能依靠宗教而解脱思想的苦痛。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决不愤懑，因为这些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深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中，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这段文字出自《呐喊》自序。多么消极的态度，多么寂寞的人生！他蛰伏在Ｓ会馆抄古碑，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眼看着生命暗暗的消去。这就是为《新青年》撰稿之前的鲁迅的心灵史。
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鲁迅同《新青年》结了缘，写出他第一篇呐喊的文字《狂人日记》。他因寂寞而呐喊，但呐喊却没能驱除他的寂寞，反而使寂寞加重。因为他反抗寂寞的办法，一是摧毁一切，做彻底的破坏；二是对生命存在的思考。而这两者都只能使他更为悲观，甚至走上不归路。“狂人”看历史，只看出“吃人”两个字来，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人与人只是吃人与被吃的关系，这又是何等恐怖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如蝼蚁，人血可以做馒头，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学者们看《阿Q正传》，都认为它是一篇启蒙文章，是对国民性的揭示。尤其对于“精神胜利法”，更是给予一种正面理解，认为是鲁迅对那些文化自大主义者的嘲讽。实际上，阿Ｑ这一文学形象是很难从中国人里面找到原型的，按照中国人的思想传统和生活态度，也是不好理解的。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生死问题、人的存在（being）问题就没有深入的思考，自然也就不能理解鲁迅创造这一文学形象的真实用意。其实，与其说这是一篇揭示国民性的作品，不妨说它是一篇存在主义小说。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的鲁迅同法国的萨特没有区别，都是存在主义者，但有一点是应该认识到的，即只有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这篇作品（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作品，包括《狂人日记》），我们才可能读懂鲁迅以及他的阿Q。
阿Q无名无姓，更没有号，而且还没有籍贯，即便常住在未庄，也不能算是未庄的人。他生活在这天地间，但却无法找到定点，而且他也没有找的意识。他没有历史，没有未来，有的只是当下无聊“事件”的星星点点。他是乐观的，但也是荒谬的。尤其是他的那些荒唐事，让读者读来，无不觉得可笑而又可怜。这是何样的人生？鲁迅为什么要描写这样的人生？答案只能是：这是荒谬的人生，超越死活的人生；或者说这样的人生既不为生，亦不如死。更可笑也是更令人苦痛的是，对于这样的人生，阿Q居然还能乐观地对待，活得还有滋有味。面对痛苦的人生，苟且偷生并不为悲，至少不是大悲，只有把悲剧看作喜剧，把理当偷生的生活不作苟且的对待，那才是真正的悲苦。
这是鲁迅笔下的阿Q，也是鲁迅自己的心灵写照。原以为呐喊可以吐出心中块垒，可以减轻内心的苦痛，没想到越是呐喊，越觉得自己的荒谬和苦痛。然而他又不能不呐喊，就像那位“过客”，口苦舌干，疲惫已极，但却又不能歇息，必须继续走下去。为何要走，他自己也不明白；或者“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怨和悲哀”。
（五）
鲁迅是坚强的。他虽然深感人世的险恶和生命的悲苦，但却并未因此而沉沦。然而对于他来说，不沉沦又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腐烂了，发着恶臭，哪有希望所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