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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的三幅漫画像
作者：止 庵
却有反客为主之势。
周作人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日记云：“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应沈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七时回家。”“沈君”即沈从文，已经接替吴宓成为主编。新的副刊第一期于九月二十三日面世。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改由萧乾主编。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月刊创刊；八月一日，第四期出版后休刊。以后朱光潜说：“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
周作人是《大公报·文艺》的主要作者之一，他也借为这副刊撰稿，重新进入创作高潮，《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秉烛后谈》等集子，均写于此后四年间。沈从文与其他作者，如朱光潜、林徽因、杨振声、李健吾、朱自清等，都和周作人一样自外于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周作人的上述思想，或许在他们那儿得到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批人的所作所为，合乎“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或“言志而不载道”。周作人因此也就被看作“京派”的精神领袖，有“北方文坛盟主”之称。——话说至此，可以总结一句：鲁迅所谓“‘京派’是官的帮闲”，乃是针对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所有自由主义者而言。确当与否，同样姑置勿论。虽然除了周作人，别的作家并不标榜“言志”，所写也不以“小品文”为主。而沈从文在批评废名《莫须有先生传》“趣味的恶化”时，直接溯源于周作人——“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其大为反对的文人态度欠缺“认真严肃”，同样针对“文学的趣味自由主义”，所举代表，“在散文中有周作人俞平伯等的写作。”(《论冯文炳》)沈从文讲“鲁迅批评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人”，应该也包含这层意思。
四
一九三三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鲁迅：《一思而行》)这与周作人的言论有些关系，但并不完全相关。如前所述，周氏标举“小品文”，与其说提倡一种文学样式，不如说强调个人的反抗精神，尽管他自己被誉为“小品散文之王”；至于林语堂等津津乐道的“幽默”，周作人不以为然。在所编《苦茶庵笑话选》的序中说：“中国现时似乎盛行‘幽默’，这不是什么吉兆。帝俄时代一个文人说，讽刺是奴隶的言语，这话很有意思。乡民相遇，说某人‘伽蓝菩’了，虽与当铺的伙计酒醉饭饱将头比屁股仿佛相似，实际上却有一个暗黑的背景。让人民去谈论，发泄他们的鸟气，无论是真的苦痛或是假的牢骚，这倒是一种太平气象罢。”但是文坛似乎无意对此细加甄别。
一九三三年十月，鲁迅在《现代》第三卷第六期发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有云：“‘小摆设’当然不会有大发展。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似乎与《“京派”与“海派”》讲的是一回事，不过一以文论，一以人论而已。虽未提及周作人的名字，却可理解是对其十余年来思想与作品发展变化的总结。
鲁迅后来所作《隐士》一文(载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十一期)，是对“‘京派’是官的帮闲”一说的进一步发挥：“登仕，是啖饭之道，归隐，也是啖饭之道。假使无法啖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啖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啖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啖饭之道。”特别针对“隐士”，似乎已与前此多所攻讦的胡适等无关，而把矛头对准“京兆布衣”周作人了。下面这番话，论家多引用来评价周作人：“虽‘隐’，也仍然要啖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而鲁迅称周氏为“真正老京派”，便在此后不久。
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问世。创刊号卷首登出“知堂先生近影”和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被鲁迅说成“京派开路的期刊”。此期及随后两期，还有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和钱玄同的唱和之作。左翼文人奋起批判。先是鳌容(廖沫沙)作《人间何世?》(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指责周氏“自甘凉血”、“误尽苍生”；继而胡风又作《过去的幽灵》(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十七日《申报·自由谈》)，有云：“周先生现在自己所谈的鬼，听人家谈的鬼，是不是当年他翻译的时候叫我们防备的幽灵呢?昔日热烈地叫人防备，现在却促膝而谈之，不晓得是鬼们昔日虽然可恶而现在可爱起来了呢，还是因为昔日虽然像现在的批评家似的‘浮躁’，而现在的八道湾居士却功成圆满，就是对于小鬼也一视同仁了?”其后许杰写《周作人论》(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一期)，看法如出一辙。这与“京”、“海”之争属于同一范畴。各位所论，其实都本诸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与《“京派”与“海派”》。虽然鲁迅私下对此稍有异议：“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致曹聚仁)此言公布于世，已在其逝世以后。周作人在《重刊袁中郎集序》中讲的，却与鲁迅之意暗合：“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如音之为乱世或亡国，则固有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动的发音者应无庸议。”(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大公报·文艺》)
巴金以短篇小说《沉落》(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三卷第五期)参与了“京”、“海”之争。所塑造的那个“他”，“整天躲在房间里，谈着几百年前的事情怎样怎样，相信着一切存在的东西，愿意听凭命运摆布，不肯去改变生活”，即以周作人为“原型”。小说这样描写“他”的形象：“一个圆圆的光头，一副宽边的大眼镜，一嘴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