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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的三幅漫画像
作者：止 庵
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第二卷第四期)，以“京派大师”代沈从文，以“真正老京派”代周作人，此外还有谁属于“京派”，则未列举。不过鲁迅对自己先前的说法略作修正：“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大概在他眼中．沈、周二位与“海派小丑”苏汶、“真正小海派”施蛰存及“半京半海派”林语堂，已经无甚区别。
很长一段时间，谈及“京”、“海”两派，均以鲁迅上述论断为据。前引沈从文、师陀的话，却不无抗议之意。沈从文更说：“鲁迅批判的人正是我指摘的那些人，但鲁迅批评他们，那完全合理，我指摘他们那便完全不合理。”(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与金介甫的谈话)主要指对“海派”的看法而言；至于“京派”，则要复杂多了。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讲“‘京派’是官的帮闲”，与现在所说“京派”作家全不搭界，就连与《“京派”和“海派”》中指定的“京派大师”和“真正老京派”也对不上号。倒是先前一篇用他的笔名发表，实际上为瞿秋白所作的《王道诗话》(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申报·自由谈》)，似乎可以用作这一考语的说明：“‘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只是鲁迅把“帮忙”改派给“海派”，“京派”则换成“帮闲”了。——显而易见，鲁迅所谓“京派”包括胡适和其他《独立评论》作者在内，否则有关论断就要落空。至于论断确当与否，则是另一问题，姑置勿论。无论如何，这与沈从文讲的“文学者”，与“海派”文人所反击的“京派”，没有多大关系。
鲁迅还有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一语即出此中，所说：“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似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入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似乎也与“官的帮闲”相符。而这又恰与后来朱光潜的说法对上号了。
三
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另有一番话说：“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使人联想到此前他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以及此后在《忆刘半农君》中所说：“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显然“京派”也指过去“北京学界”他的一帮“伙伴”，如刘半农、钱玄同等，还有胡适，——“官的帮闲”与“京派”，就此搭上边儿了。
前引《“京派”与“海派”》的话中，隐约可见另一个人的影子，即周作人，虽然他只能算是界乎“身稳”与“身退”之间。鲁迅对于“京派”的批判，其实是对于周作人及“小品文”的系列批判的一个环节。只是始终未提周作人的名字；讲得最明白的，只有《“京派”和“海派”》中“真正老京派”那一回。
周氏兄弟一九二三年失和；其后一段时间，却仍然并肩作战，在女师大事件以及与陈源的论战中均如此，直到一九二八年一并受到创造社、太阳社“革命文学家”的批判。此后鲁迅通过翻译出版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转向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并成为其领袖；周作人则坚持一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京”、“海”之争，不无二人暗自较量之意。
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之后，周作人概括自己的看法：“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燕知草〉跋》)此种“反抗”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是独立的，而不是附庸的。周作人认定现代散文——也就是他过去倡导的“美文”——可以承担这一使命，而且自有渊源，即“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杂拌儿〉跋》)。下一阶段他的思想，至此已见端倪。继而他借用“诗言志”与“文以载道”概括文学上的两种潮流(《金鱼》)，以“言志”承袭“反抗”，并上溯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载道”则指与之对立的一切，包括“革命”与“反革命”在内。“言志”所涵盖的并不止是周作人自己的写作。此时在他周围，已经聚集了志趣相当的一群人，包括同辈的钱玄同、刘半农、张凤举、徐祖正，日后被称为“苦雨斋四大弟子”的俞平伯、江绍原、废名和沈启无，以及梁遇春等。一九三○年五月十二日，废名和冯至合编的《骆驼草》周刊问世。发刊词所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以及“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深受周作人的影响。周作人、徐祖正、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梁遇春、冯至等。是该刊的主要作者。论家后来将其中不少位划归“京派”。
自一九二八年末以来，周作人的创作陷入低潮，唯《骆驼草》出刊的半年期间写作较多。他提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冰雪小品选〉序》)过去所说“美文”，至此已为“小品文”所替代；后者涵盖了前者的文体特色，而更强调其渊源性和反抗性。周作人为自己以及志同道合者找到一块立足之地，武器是“小品文”，旗帜是“言志”，以与一切“载道派”相抗衡。一九三二年春，周作人应邀在辅仁大学做系列讲演，上述思想得到更系统的阐释。后整理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此书影响很大，乃至引发“晚明小品热”，一时选编、翻印成风，尽管只是揭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