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张学良读明史
作者：王充闾
岁!!!这回他可大为惊骇了：“我不也是三十七岁遭到拘禁的吗?”——三个人相隔了四百年。竟会有这样的巧合!
不仅如此。他和杨升庵，都是出身官宦之家，都属豪门公子；都是少年得志，一为三军统帅，一为文场状元；遭贬之前，都曾大红大紫，名震神州；都是因为开罪于一个最高独裁者，而遭到残酷报复，终身监禁……
杨升庵的父亲官运亨通，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当了十八年宰辅。他自己二十四岁中了状元，而后，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达十二年之久。早期仕途上，飞黄腾达，春风得意。后来，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遵照《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之礼，由同辈庶兄弟继承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古礼：“为人后者为人子。”非嫡系之宗藩入继大统，就成了前任君主之后嗣，不再为亲生父之子。而嘉靖皇帝为了提高本宗族地位，要否定这种礼制，追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这样，就在朝廷内部引起了“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议大礼”的激烈纷争。杨升庵心骄气盛，直接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坚持要皇帝以武宗之父孝宗为父考，而称其生父兴献王为叔父；并集众请愿，慷慨陈词：“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嗣复联结群臣，撞撼宫门，大哭大闹，声彻殿廷。因而重重地激怒了嘉靖皇帝。十天内，两施杖刑，死而复苏之后，又把他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永远充军。嘉靖皇帝在位长达四十五年，这样，杨升庵一直到死也未能回朝任职。直到新的皇帝登极，大赦获罪诸臣，他才复职，无奈已经做鬼七年之久了。这使人联想到张学良。蒋介石弥留之际，还叮嘱儿子：“不能放虎。”结果，直到蒋经国也撒手西去了，张学良仍然没有活动自由。
当然，若从他们二人“获罪”的根由来考究，我们就会发现其间的天壤之别。论价值，一者重于泰山，一者轻如鸿毛。张学良激于民族大义，同杨虎城一起，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以个人失去半个多世纪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换来了国内的和平和全民族奋起抗日救国的新局面，结束了十年内战，“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国外历史学家评语)。而杨升庵为之拼死相争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皇父”、“皇叔”，“继统”、“继嗣”一类礼仪，犯得上去为它撼门痛哭，受杖殆毙，横遭几十年的流放，断送后半生的前途吗?
半个世纪之后，张学良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有人问他“如何看待过去那段历史”，张学良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始终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这位“千古功臣”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不妨设问：如果杨升庵同样遇上这种场合，那么，他在回首前尘时，也会这样坦然面对，无怨无悔吗?
无须后世的论者，就是他自己，数十年后，当他以淡泊的心境回首往事时，恐怕也能够悟解，那场闹翻了天的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大礼议”，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实在是堪笑亦堪怜的。——这，与其说是痛彻骨髓般的悔恨交织，莫如说是一番彻悟，一份迟到的清醒。
杨升庵晚年写过一部《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上起鸿蒙初辟之时，下至元代，共分十部分，以弹词形式演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其中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是一首《临江仙》。清初，评点《三国演义》的毛氏父子，将它移入这部名著的卷首。结果，许多人误以为它出自罗贯中之手，弄出了大笑话。其实，大多传世之作都源于作者血泪交进的生命体验。除了杨升庵，又有谁能够具备这样深刻的人生感悟呢?原词的上阕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历史上匆匆来去的“千古风流人物”，宛如巨浪淘沙，消逝净尽。这里化用了苏东坡《赤壁怀古》的成句，把长江东逝与人物迁流联系起来。接着，诗人从纵观历史，思量世事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嗒然无奈的事实：“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夕阳，象征自然界和茫茫宇宙的恒在与悠远；而万千成败是非，转瞬间烟消云散，与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显得非常的渺小与短暂。“转头”状写时间的飞速，加深了“空”字的深邃意蕴。当然，诗人的这番感慨，不仅根植于历史，更多地还来自个人的切身体验。恰如他在词的下阕中说的：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白发渔樵”是名利场外之人，不妨看成诗人的自喻。他在这里获得一个俯瞰千古兴亡、冷对是非成败、闲看秋月春风的特殊视角。如果说，上阕的“诗眼”是“空”；那么，下阕的“诗眼”则是“笑”。由“空”而“笑”，是一番清醒、透辟的大彻大悟。任凭世事纷纭，千般变幻，诗人却兀自在一旁衔杯把酒，酌古量今，笑谈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拼死拼活、咬住不放的种种可悲可悯、堪叹堪怜之事。一副超然物外、从容潇洒的风姿，跃然纸上。酒浊神清，意浓词淡。愤火燃烧到白炽化的程度，也就没有了焰色。过分复杂、痛苦的事物，反而会转化为极度的简单、意外的宁静。
杨升庵还曾填写过一首调寄《南乡子》的词，寓意大体相同：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换声。谁弱谁强多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可以说，这类词作既是诗人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悟解了达生之道，认识到在人生道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尽可泯漠那些荣辱、穷通，是非、得失，从而克服心理上的诸般障碍，做到弛张莫拘，舒卷无碍。正是这种旷达的人生态度，帮助他度过了漫长、凄苦的谪戍生涯。
这一切，都使处于同样困境中的张学良，饱受启迪，深获教益。
四
如果说，在三十六岁之前，张学良已经铺设好自己的成功之路，矗立起“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耀眼丰碑；那么，杨升庵呢?无论是科第夺魁，翰林富贵，还是拼死哭谏，“以励名臣风节”，都还谈不上什么“名山事业”。他的功业、文名的实现，端赖于边荒谪戍的赋闲生涯。这又是张、杨二人的迥异之处。
杨升庵流放到云南之后，当地的贪官污吏嫉恨他的刚直、廉正，企图进一步加害于他。面对极度艰难的困境，他“壮心不堪牢落”，“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见《明史》)在朝夕苦读的同时，著书四百余种，写作诗词近三千首，被史家称作“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他不仅经史、诗文造诣深邃，而且，在天文、地理、语言、戏曲、书画、医学、金石、博物等方面，均有建树。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拔戟自成一队”，取得了突出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促进了他的成功。“蚌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