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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读明史
作者：王充闾
并没有为此感到轻松，甚至觉得左右为难——如何处置这个送上门来的“扎手货”呢?宰了他吧，不管以何种手段，都是轻而易举，但限于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不便动手，也不敢动手；留下来吧，又觉得总是一条祸根，一眼照管不到，早晚还会出事。
其实，对于这种处境，张学良自己也是一清二楚的。后来，他在同台湾著名企业家王永庆交谈时，曾经提到过，在蒋介石眼里，他“这个小家伙，是个刺猬，捧在手里，嫌扎得慌；放走了吧，又有顾虑，怕他出去闹事”。
怎么办呢?蒋介石只好求助于四百年前的一位古人——王阳明。这位明代的哲学家、政治家，从他围剿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闹事”的“百死千难”中切身体验到，破坏封建秩序的，除了有形的“暴民”，更危险的是那些潜伏在人们心中的无形的反抗意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蒋介石认为这是至理名言，终身奉为圭臬。
为了防备张学良逃逸和被人“劫狱”，蒋“委座”的办法多多，无论押送到哪里，都是如临大敌，布置三道防线，重重设障，严加看守，真个是：插翅难飞。可是，“锁身容易锁心难”。蒋介石还缺乏唐僧制伏孙猴子的“紧箍咒”。要想锁定这只“东北虎”的勃勃雄心，让它服服帖帖，彻底“就范”，单靠外面层层设防是无济于事的；还必须按照独裁者的意志去管教他、改造他，也就是“驯心”。这要靠“读书”。只要钻进故纸堆中，起码也可以钝化锋芒，消磨意志，所谓“十年读书，十年养气”是也；最终达到“洗脑筋”的目的，用蒋介石的话说：“研性理之学，收调教之功。”于是，老蒋便选中了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指令张学良在监禁中潜心研读。
这是一部关于明代诸儒的学术思想史，其学问根底盖源于王阳明。全书六十二卷中，有二十六卷是有关“王学”及其流派的。里面有这样的论述：
自姚江(王阳明为浙江余姚人——引者注)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在阐述“致良知”和“格物”时，王阳明指出：
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
王阳明把“物”定义为“意之所在”，因而，格物就是格心，也就是“正念头”。
蒋介石不枉推崇这位异代同乡一回，现在，果真就派上了用场。他要让张学良通过研习王阳明的“心学”，使“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期待着张学良也能像王阳明那样，“龙场悟道”，深谙格物致知、为善去恶之旨。
三年后，不知是否出于蒋介石的有意安排，张学良果真被押解到了贵州的龙场驿，同贬谪中的王阳明一样，不多不少，也在那里居留三年时间。不过，“改造”的效果并不符合预想。原来，张学良自幼便养成一种内在的反叛精神：你要我如何如何，我偏不听那一套，偏要随心所欲，另起炉灶。很早，他就种下了一种成见：“儒家思想落伍。那是做官的哲学，我看不起。”现在所接触的，偏偏又是那一套充满教训意味的“老鸦声调”。对于王阳明一派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的言说，他也很不以为然。
《传习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
花树问日：“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
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
相关?”
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
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
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
尔的心外。”
张学良从生活实际出发，认为这种说法毫无道理。他说：
因我心不动，可是风和幡仍在动。风动，幡动，如我心不动，则与我无关。
我不看花，花仍在独立开放，可是我不来看，花与我何关?
不过，张学良并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王阳明的学说，他不表赞同；但对其为人还是很欣赏的。《明史》中说，王阳明“以直节著”，刚毅正直，由于仗义执言，忤犯了大太监刘瑾不算，还触怒了至高无上的正德皇帝，结果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和王阳明有情感互通之处。在龙场驿，他就住在阳明祠正殿旁的石厢房里。每次出门都能看到祠门两侧的石刻对联：
三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
一宵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
对于这里的“至乐”和“全才”，他渐有体悟，心为所动。
王阳明遭贬之后，仓皇离京南下，刘瑾曾委派爪牙尾随在他的后面，准备暗中加以谋害。被他及时察觉，遂巧施脱身之计，把衣衫和鞋袜丢在钱塘江边，并附绝命诗一首，然后，迅即搭乘商船急驶舟山。谁知，这场惊险刚刚躲过，便又遭遇到意外的更大波折，海上突然刮起飓风，商船剧烈地颠簸，生命危在旦夕。他“神明愈定，智虑无疑”，镇静自若，处变不惊，从容写就了一首题为《泛海》的七言绝句：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孤舟一叶，闯荡汪洋，险则险矣；他却视同浮云掠过太空，安危、祸福完全置之度外。想象自己如同一位天外游僧，月明之夜，手执锡杖，足踏罡风，乘着万里洪涛，飘摇自在，任意邀游。思通万里，胸开三界，诗中充满了禅机理趣。即使是面对谪戍荒边的苦难生涯，他也绝不心灰气馁，而是泰然处之，从容应对，终日不改其乐。这对于同样处在患难境遇中的张学良，未始不是有力的现身说法。而王阳明“文经武纬”的“全才”，更为他所心仪。《明史》本传中记载：“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这也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这个时期的张学良，还满怀着热切的渴望，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施展他的宏伟抱负，驰骋抗日疆场，得偿杀敌报国的夙愿。
三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史，面对的是古人，可是，读着读着，却也常常能够照见自己。在读明史过程中，张学良时常出现这种感觉。这里首先要提到杨升庵。
杨升庵小王阳明十六岁，他们属于同时代人。但其学术思想、政治观点有很大的歧异。他曾批评王阳明的“心学”虚言无实，“使人领会于涉茫恍惚之间而不可捉摸”。如果说到相通之处，倒是王、杨二人具有类似的刚直性格和惨痛遭遇。两人都因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而遭到贬谪、流放，又都在辽远的边陲，一为贵州，一为云南。当然，就苦难程度来说，杨升庵要大大超过王阳明，他活了七十二岁，竟有一半时间是在蛮荒谪戍中度过的。昔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荣华富贵，瞬间化为乌有，由权力的巅峰跌入幽暗的谷底。这种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对于他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在读史过程中，张学良又发现：原来，王阳明与杨升庵遭贬之时，都是三十七岁。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