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祖槐
作者：李存葆
七 在物质世界中踉跄蹒跚的人类,一直在寻求精神的华殿。哲学家以逻辑思维为人类设计了那么多的航灯路标,文学家用形象描绘为人类营造了那么多的诗化乐土;庙宇中的祭奠,教堂间的牧歌,禅房内的经声,道观里的诵诫……这些或高尚或有趣或无奈或乏味的精神建构和活动,都试图安顿人类那扯碎了的梦中惊魂,人们也想从中觅索一方精神的守望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悄悄兴起的“寻根热”,也是人们在冲破思想禁锢后的一种精神上的寻求。然而,寻根祭祖既可构筑一座开放型的思想殿堂,也可打造一个封闭式的精神堡垒。寻根不能像某些文人那样,把压缩在泥土中的血腥历史爬剔出来,去极度舒展人的原始野性与蒙昧;祭祖,也不能像某些凡夫俗子那样,默念祷词,频频熏香,祈求祖宗保佑升官发财,一路福星;寻根祭祖更不能像某些农村那样,借大修家谱去扩张宗族势力,去重筑带有封建釉彩的狭隘的围墙……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在临汾,在洪洞,当我潜心走进滥觞中华文明的尧文化中,顿感一股澄澈、晶莹的源头之水,洗濯着我蒙垢的心田。 临汾市东北五里处,有村曰康庄。村东有一古老的石碑,上书“击壤处”。地以人显,人以事彰。“鼓腹击壤”的成语就由此而得。晋人皇甫谧《高士传》中载:“帝尧之世,天下大治,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鼓腹”意即饱食,“击壤”乃古代一种投掷游戏。相传尧帝常到民间私访,一日来至康庄,见一银髯飘拂、孩子般天真的老叟,于道中击壤,观者发出“大哉帝之德也”的盛慨。而击壤的老叟却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这便是自庄子以降,被诸多文人雅士所乐道和援引的“击壤歌”。 当尧的随臣将壤父所言报告了尧,尧非但未因壤父没有颂赞他的盛德而不悦,反以老叟能直言不讳而欣慰。为使自己能听到真话,尧当场拜壤父为师。这个简单的故事,说明古人是何等淳真,还不懂得溜须拍马。纵观尧舜以后的历史,阿谀奉承之辈不绝如缕,胁肩谄笑之徒子嗣难断,吮疽舐痔之流此消彼生。壤父的品格,更与当今某些对下如无尾恶狗般刁悍,对上如无势阉人般谦卑的嘴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古代的壤父,为越来越精明老滑的人类社会,呈示出一个永恒的童话。 尧舜禅让,向被视为亘古美谈。尧有九子,长子名丹朱。丹朱骄奢侈糜,为人暴虐。洪水泛滥时,百姓忧心如焚,丹朱无动于衷,甚至到水中泛舟取乐。洪水过后,他竟让黎庶堆沙推船,名曰“陆上行舟”。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写道:“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传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尧以天下为公的胸襟,开始了艰难的访贤跋涉。于是,又引出两位大隐士巢父、许由。他俩共同创造了一桩千古佳话:许由洗耳的故事。 尧在考察继位人时,十分注重接班人的群众基础。尧听说阳城(即当今洪洞)的巢父、许由是大贤者,便前去拜访。初见巢父,巢父不受;继访许由,许由也不接受禅让,且遁耕于洪洞的九箕山中。尧执意让位,紧追不舍,再次寻见许由时,恳求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觉得王位固且不受,岂有再当九州长之理,顿感蒙受大辱,遂奔至溪边,清洗听脏了的耳朵。《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时,记述了许由洗耳的情景:“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盛欲求其名,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许由自视高洁,然巢父更胜许由一筹:你许由不接受王位,隐遁起来不吭声则罢了,还大谈洗耳原由,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我下游饮牛,你上游洗耳,岂不有意脏我牛口? 许由洗耳的另一说是在河南颍水,但洪洞九箕山下有许由洗耳泉和巢父弃瓢地遗址。这故事发生在哪道溪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是何等明澈、洁净!正是这清的文明之波,溉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巢父、许由这两位洪洞的隐君子,虽未登帝位没有作为,但却以六根除净的仙风道骨惊天地泣鬼神,被历代高人吉士、贤达俊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巢父、许由身上氤氲着一种至美至洁的文化气韵,这两面远年的标帜,几乎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当今,在人们把权力当做美酒疯狂啜饮时,在一片后庭花与卡拉OK的虐浪笑敖中,是无法置身许由洗耳故事中的。人类面对商品经济的负面冲击已显得脆弱无力,精神上的矮化也使人们没有那份心境和教养走近巢父、许由了。 唐尧未得许由,四方人士皆推荐虞舜,舜于20岁以孝闻名天下。《洪洞县志》载,尧于访贤途中,在洪洞历山下遇到躬耕垅亩的舜,见舜用的犁辕上拴有簸箕,便问其由。舜说,牛走得慢了,需要鞭策,但牛拉犁已经够辛苦,再鞭抽于心不忍,所以拴个簸箕,不管哪个牛走得慢了,就敲敲簸箕,这样黄牛误认为打黑牛,黑牛错觉是抽黄牛,两个牛都走快了,何必鞭打呢。尧帝听后,不胜感佩:舜对牲畜尚能如此爱怜体恤,让其承以帝业,定会爱民如子。然而,唐尧深悉,一国之君,身系天下,一时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舜的才德。于是,尧将娥皇、女英两女嫁舜,以观察舜的治家本领;又让九个不成器的儿子与舜一道生活,以考验舜的教化才能。 舜此时年愈三十,娶尧帝两女为妻,方结束了独身生活。但舜并没有因为成了尧帝的女婿而孤高骄矜,仍谦挹虚己,不露圭角,对虐待过他的父亲、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仍不记旧怨,恪守孝悌。娥皇、女英也不因身份高贵怠慢公婆,尧的九个儿子也变得通情达理。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这样记述了舜的人格力量:“……舜……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女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互让地界);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互让居所);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的陶器没有粗糙破损的)。一年而所居成聚(一年后舜住的地方成了村庄),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舜代尧行使政事后,勤政爱民,一秉大公,注重教化,仁爱为本。经常置身民间的舜,仍担心自己见闻有限,决策失误,便在自己门前设立了“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所谓敢谏之鼓,就是于门前设一大鼓,无论何人,想荐贤士能臣,欲献治国良策,均可击鼓进言;所谓诽谤之木,即是在门前立一木柱,不管是谁,发现舜有过失,皆可立在木前,对舜月旦藏否,品藻评说,有书记员记录下来后,再转告给舜…… 喜听颂歌是人类的一大“爱好”。颂歌盈耳,神仙听了也乐不可支;忠言逆听,圣哲闻多了也会腻歪。君不见古今中外,唱颂歌者,常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灌逆言者,辄会蛟龙失水,虎落平阳。而远古时的舜,竟如此广开言路,闻过则喜,因此他方能继“尧天”之后,创造出“舜日”的辉煌。 通过“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舜得知颛顼和帝喾的子孙们,世代贤德,山高水长,恩施百姓,便一一委以重任;舜又得知帝鸿氏、少皋氏、缙云氏的后代们或怙恶不悛,包庇奸邪,或利欲熏心,搜刮民膏,或行若狐鼠,散播恶语,便将这些簪缨之族的贵胄子弟,一一发配边荒之地。舜知人善任,见鲧治水无方,便将之革职,启用鲧之子禹,最终又将帝位禅让给禹…… “尧天舜日”的远古盛世告诉人们,古代国家初创之时,权力机构简单,官少,事简,赋轻,国无暴敛之征,民无苛政之忧,帝王顺天(自然)而治,百姓其乐融融。有学者总结尧文化时,曾概括出六点:一“俭”,崇尚俭朴;二“让”,蔑视争权夺利;三“谋”,提倡深谋远虑,谨防决策失误;四“和”,主张和睦相处;五“戒”,防范人为的灾难;六“安”,融入大自然,生活安闲愉快。我以为尧文化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权力的和平交接。唐尧禅让虞舜,虞舜让位夏禹,不像嗣后史不绝书的那样;为争得最高权力,播野种而移花木者有之,假狸猫而换太子者有之,弑父兄而动刀戟者有之,除心患而赐鸩酒者亦有之……为戴上那顶皇冠,人类灵魂中那最丑恶的一隅,袒露得淋漓尽致。无论以哪个角度评说,“尧天舜日”里的禅让,都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洁净的一章! 尧舜牵着洪洞、牵着临汾,洪洞、临汾牵着历史。历史老人把手中的绳索重重一抖,尧舜便离我们很远很远了。在自我奢化中充满“世纪末相”的人们,面对生存危机虽睁圆了惊恐的眼睛,怀揣着悬孤不定的心,但却再也不愿去亲近尧舜了。人们宁愿相信古老的土地里埋葬过的野蛮与荒唐,却不愿从曾给祖槐以充足水脉和养分的厚厚土层里,去筛选文明的因子。然而,古老的华夏文明里,永远含纳着不泯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