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红楼梦》中民间医生简描
作者：肖华伟
【关键词】《红楼梦》；民间医生；儒医；道医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鲁迅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故事，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颇不同。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确定将《红楼梦》列为“人情小说”一类。但《红楼梦》有可称为“百科全书”，著者曹雪芹以深厚的文化功底把《红楼梦》铸造成一部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和整个传统文化的全部精华的作品，显示出独有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创性。单从医学角度看，《红楼梦》涉及疾病及医药卫生知识计290处，5万余字，使用的医学术语161条，描写的各种病例114种，中医医案13个，方剂45个，中药125种，西药3种，一部小说中含有如此多的医药知识，恐怕在中外小说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曹雪芹将中医的理法药方以通俗而优美的语言融于情节之中，可为中国医学史上用文学手法阐述理论的第一人。
医学的施术离不开医生，《红楼梦》中描写了许多医生。贾府上下生老病死，进出诊病定疾、择方立案的大夫来来往往，相当可观的。其中五位有名有姓的医生：与贾家有世交，经常出入宁荣府的御医王济仁；给黛玉开过药方，后书再未出现过的鲍太医；“学问最渊博，更兼医理极精”的儒医张友士；二进贾府，先是用了虎狼药，后又闹出了人命案，吓得卷包而逃的庸医胡君荣；靠破庙栖身的铃医毕知庵；卖狗皮膏药、号称“王一贴”的天齐庙的老道士。在《红楼梦》的人物群像中，这些医家各具一格，形象塑造得生动逼真，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医学品位。在曹雪芹笔下的三教九流的人物长廊里，可谓是栩栩如生的医苑人物的速写。本篇文章则从民间医生的角度叙写《红楼梦》中的医学方面，以此来探讨旧时的民间医生现象。
民间医生是与官方医生相对而言的，官方医生吃朝廷供奉，为官家服务，在现代就是有国家颁发行医持照的正式医生，有严格的资格认证程序，属国家掌控。但是中国历来人口众多，官方医生很多时候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而百姓吃着五谷杂粮，不时会有个头疼脑热，这时民间医生就应运而生，服务于乡间田头，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职业。其实民间医生是很古老的行业，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当年战国时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云游四方，就是一个典型的民间医生。唐代以前，民间医人和官方医生在名称上没有大的区别，直到唐朝政府建立比较完备的医事制度，官医此时自成体系，民间医人也从此有了区别于官医的名称——闾阎医人。闾阎即民间之意，闾阎医人是书面上称呼民间医生的语言，民间则多有自己的称谓，如称之走方医、游方医，是因其行走四方，居无定所；有的称为草泽医、江湖医，这是指民间医生扎根草根阶层，走街串巷、游走江湖；文人多称其为“铃医”，这个文意盎然的称谓来自民间医生多随身携带铜或铁制成的串铃。串铃圆形中空，里面有几粒滚珠，套在食指或中指上来回转动，会发出清脆的铃声，医生可边走边摇响串铃，招徕顾客。
民间医生能够产生，究其缘由，有历史的原因，但文化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悠久的历史造就中国沉重的文化积淀，任何社会现象都会打上文化的烙印，民间医生也不免是文化的复杂产物。中国国土广袤，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民面对病痛的无奈和对健康的渴望，使民间医生、乡村医生成为乡村百姓热切盼望的救助者；对疾病的体会痛彻心骨，百姓心中萦绕的是生命短暂的无奈和持久生命的向往，他们依赖和尊重这些民间医生。
曹雪芹就对身怀绝技的铃医极为厚爱，在《红楼梦》中有关于铃医的描写：第98回，宝玉丢了从胎里带来的通灵宝玉之后，一天比一天昏愦，为了冲喜，贾府阖家商议宝玉的婚事。凤姐巧使掉包计，宝钗出闺成大礼。谁知宝玉知道错娶宝钗，登时旧病陡发，更加昏痴，连饮食也不能进了，“各处遍请名医，皆不识病源”，只得请来城外破寺中住着的穷医毕知庵。毕大夫就是个铃医，面对宝玉望神切脉，诊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调，饮食失时，忧忿滞中，正气壅闭”，断为内伤外感之症，并度量用药。宝玉服药后，“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喝”。再后来宝玉得知黛玉死去真情，大哭之后昏睡过去，“醒来时浑身冷汗，觉得内心清爽”。毕知庵诊了脉后说；“脉气沉静，神安郁散，明日进调理的药，就可以望好了。”这个毕大夫情志治疗和药物治疗相结合，嘱咐宝玉“开散了再用药调理”，从调节七情入的手，辅于药物，治心治身溶于一方。这是铃医善治心病的描述。
事实上，民间医生医技参差不齐，多被视为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属无名之辈。但作为我国医学历史上重要一页，民间医生的医术在古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民间医学医药中丰富通俗又极具特色的疗法在民间广为流传，蕴藏着众多良方妙技。医学史上很多名医都是民间医生，这些名医灿若星辰，在中国医学历史上留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医中药的成熟发展往往由他们推进。如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等，还有现代的原本也是地道草泽医的蛇医季德胜、云南白药发明人曲焕章等，他们的功绩，孰敢小瞧？许多医药学家就是从草莽之野走向庙堂之高。赵学敏就说：“所谓小道，不有可观者欤！也视其人善用斯术否也。”
中国医学史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民间医生中有很多是儒家学者，民间多称“儒医”。“儒医”者，身为儒生但致力医学治病救人，或为医师而有较好的儒学修养。儒医非官方医生，同样在民间行医，但与普通的民间医生相比，掌握着中国文化精华，有的甚至身居要职，掌控国家的政治权势。其行医治病，或偶尔为之或一生伴随，总而言之是特殊的亦儒亦医。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就写了一位儒医张友士。张友士是神武将军之子冯紫英幼时从学的先生，学问渊博，“能断人生死”，书中第10回“张太医论证细穷源”中虽称“太医”，但实并不是“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是个儒士。此时进京给儿子捐官，住在学生家里。秦可卿病重，冯紫英向贾府举荐了这位儒医。张友士一反贾府里那群“商量着立方”的大夫们的诊断，认为秦可卿的症状不是“喜”，而是一个“大症候”。书中一大段张友士诊脉言症的叙述，对秦可卿患病的病因症状做了详细的描写。病机阐发，令人信服；症状的推理，合乎逻辑；用药配伍，症情贴切；疾病的转归，分析中肯。从张友士给秦氏诊脉，辨证说病、处方用药上，曹雪芹刻画了儒医临证时的雍容风度和儒雅的神韵，可能其中有很大的成分是描叙现实中人，甚至曹雪芹与其他文人不同之处就在于《红楼梦》中所涉医学“亦皆经验”。
儒医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医家困扰其社会地位，从上古巫医开始，医者就成为知识的代言人，后世医生更是古代儒家教育的产物，自身十年寒窗苦读，接受儒家思想，文化背景浓厚。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者社会地位日渐显赫。但儒家思想中有一点是重人文伦理道德，轻视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代表自然科学的医家并不是儒者的最终目的。大儒孔子就认为，“施教”是培养和造就人才，而其重要的结果就是“从政”。于是乎，数千年来无数人通读儒家经典、研究伦理道德，博取一官半职，其人生目的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政德治”才是知识分子的终身理想。但是对于同样身为儒者的医家，选择行医道路似乎使他们处于一种复杂社会地位：同样饱学经书，满腹经纶，但是由于许多人生原因未能进入仕途，只能行医为业，不以官位终身。这就产生极为矛盾的心态：医学漫长历史中的众多名医，百姓尊为圣人甚而社会楷模，后辈医者津津乐道、引以为荣，但又诚惶诚恐，因在仕途上他们是失败者，人生之路却又成功，致使社会等级中地位不明不白，使既自卑又自负的心态困扰医者终生。其实历史上以医为末技是通态：华佗耻以医为业，“本作士人，兼通数经”，“以医为业，意常自悔”；“医圣”张仲景，曾为长沙太守，后人流传的也常是这段佳话，其《伤寒杂病论》自序说：“怪当今之士，曾不留意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年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自序也说:“末俗小人，多行欺诈……遂令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册，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网而弗论，吁可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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